今日立春。
照老家的例，该吃春卷，嚼萝卜，谓之“咬春”。我和妹妹昨天傍晚去市场，特意挑了一根水灵灵的白萝卜，青绿的缨子还带着泥。回到家，她洗净，切成细细的丝，码在瓷碟里，淋上少许生抽和麻油。萝卜丝脆生生的，带着辛辣的清气，入口却是回甘。我们一边嚼，一边看着窗外尚未泛绿的枝桠。
市场在小喷泉广场旁边，那广场原本是块开阔敞亮的好地方，宜跳交谊舞，宜支小摊儿。
头两年，这里一到傍晚便自成一方热闹天地，我们的房子俨然成了“食区房”。三轮车与煤气罐鳞次栉比，卤味的招牌和炒面的幡子接旗连旌。跳广场舞的阿姨们举着彩扇，队伍齐整得像个移动的长方形小方块，缀在摊贩们热腾腾的烟气后头。
T字形的小广场被填得满满当当，歌舞声、吆喝声、锅铲碰撞声交织一片，像个生态完美自洽的桑基鱼塘——肚子饱便起舞，音乐响则菜香。
我常陪妹妹来，她总惦记那家手打虾滑。摊主是对和气的中年夫妇，虾滑得在滚着番茄浓汤的大铁锅里多煮一会儿才够味。等待的工夫，妹妹就挨着我，坐在塑料小凳上，看人影往来，灯火明灭。
还有很喜欢妹妹的老板娘，每次见我们来了，总要招呼她过去，从保温桶里切一小块热乎乎的甑糕递上。白瓷小碗托在她手心，被昏黄的路灯光浸得温润，碗心那圈靛蓝的缠枝花纹，漾在蜜色的米糕与深红的枣泥间，格外好看。
妹妹用小勺一点点捱着吃，吃得极慢，极珍惜。
有时对面药店家的胖小子会旋风似地冲出来，手里举着个不锈钢小盆，人还没到跟前，清亮的童音已先报到：“阿姨！我们家今晚吃鱼！我妈又忘了买香菜！给一点点，就一点点！”一套说辞滚瓜烂熟，惹得妹妹抿嘴直笑，悄悄用胳膊肘碰碰我。
后来，城管的小皮卡来得勤了。这方热闹的“塘口”便时常溃决，“鱼群”一哄而散，委委屈屈地缩进对面更深的巷子里。晚间散步经过时，那片地方常是黑黢黢的，沉默得像一片干涸的海。食客们得试探着游进去，压低声音问：“炒面老板在吗？”不多时，某个角落便会亮起手机屏幕的微光，灶火也随之重新点燃，有人大声回应：“在呢！这儿！”也有人划亮屏幕，笑嘻嘻地搭腔：“包饭要吗？现做！”那一点一点亮起的微光，在夜色里漂浮着，像一群闪着幽光的、奇异的深海生物。
今年夏天过后，我们楼下这处自发生长的小吃群落，终究是彻底散了。喷泉广场上跳舞的阿姨们还在，只是队伍似乎又缩回了一个更规整、更不起眼的小方块。原先我以为经年累月都不会消失的、浸透了食物香气与烟火气的油污地面，也在几场秋雨过后，被冲刷得了无痕迹。
夜晚的城市海洋，好像也因此干涸了一块。
偶尔还能遇上相熟的摊主。最常碰到的是卖虾滑的阿姨，她把小车推到了更远些的天桥底下，还添了自制的卤鸭翅。只是装香菜的那个塑料盒，再也不会冒出蓬蓬松松、绿意盎然的“脑袋”，菜茎都被切得短短齐齐，四平八稳地码在盒底，失了原先那股子野性的生气。
我问起那对卖炒面和水饺的夫妇，阿姨用漏勺敲敲锅沿：“去前头那个新小区啦，那边松快，不撵人。”她顿了顿，又洒脱地笑起来，“可惜？没啥可惜的，天下哪有不散的宴席？”
当然也有些特别顽强的“散兵游勇”，豆花摊的老板娘便是其中的翘楚。她没挪远，依旧在同物业打游击，甚至在三轮车把手上架了只喇叭，把她那副洪亮的大嗓门延伸出去。那叫卖声底气十足，带着一股子不管不顾的莽劲，比热豆花的香气跑得还快，能拐着弯、打着旋儿，直通通钻进各家窗缝里。老主顾们在楼上听见了，便像接了暗号，得赶紧下楼去“逮”人，稍慢一步，那车可能就蹬到**楼去了。
“没办法呀！”提着豆花匆匆往回走的邻居，半是抱怨半是得意地对我们说，“老板娘发话了，要轮流照顾到所有老熟人，全小区各楼盘轮流转！”语气里颇有种参与了一场秘密行动的兴奋。
我和妹妹听见这话时，正站在她的三轮车旁。妹妹小心翼翼地捏着塑料小勺，往自己那碗嫩豆花里点香油和榨菜末。老板娘利索地把零钱塞进腰包侧面的暗袋，冲我们一抬下巴，脸上是熟稔的笑，随即偏腿上了车。
她蹬得很慢，车轮转动一圈的节奏，大概能数两个八拍，“一大大，二大大”。她就这样晃悠悠地，融进傍晚渐浓的薄暮里。身上那件旧T恤，领口和袖口缝了些亮片，随着动作一闪一闪。
妹妹靠着我，轻声问：“你说她，像不像一只……全小区都在抓的、老年金色飞贼？”
我笑着点头，揽住她的肩。晚风带着寒意吹过，远处广场上阿姨们的扇子还在规律地晃动，像平静湖面上最后的涟漪。我们看着老板娘那点闪烁的亮光，慢悠悠地，拐进了另一栋楼的阴影里，逐渐的看不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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