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娛樂羞恥

我一直以爲，一個人要想活得有趣，至少得有兩樣東西：第一是幽默感，第二是不要太正經。幽默感這玩意兒，不等於講笑話，這是一種看世界的方式，能在生活不堪的時候保住精神的體面；而不要太正經，是因爲世界本來就不怎麼正經，你一味裝作嚴肅，就顯得你很傻。

但現在人們一邊在追求娛樂，一邊又對娛樂感到羞恥。這種羞恥不來自宗教，不來自道德，而源於一種奇特的社會心理狀態。它悄悄潛伏在人們的言談舉止中，在朋友圈的字裏行間，在短視頻刷完之後那一秒鐘的“自我批評”。

我們正在經歷一個史無前例的娛樂盛世，娛樂成了空氣，誰不消費娛樂，就像誰不呼吸一樣奇怪。與此同時，羞恥也像影子一樣跟了上來。一個人可以在地鐵上刷半小時戀綜，但一走進辦公室就要切回“理工男”或“知識女性”的表情。另一種場景是：一邊罵流量明星爛片，一邊凌晨兩點偷偷全追完。連點個綜藝，都要附上一句“我就隨便看看”。

說實話，這種羞恥，有時候比娛樂本身還荒謬。

如果說娛樂是一面鏡子，能照出人性中活潑、鬆弛、天真的部分；那羞恥，就是人對鏡子裏自己的反感，是害怕那個放鬆狀態下的自己不夠“高尚”“深刻”或“不配擁有尊嚴”。人們好像越來越覺得，真正的快樂必須穿一件正義的外衣，最好能證明這快樂不是庸俗的，是“被迫的”、“研究性的”，或者“出於觀察的”。

我在想，這到底是對娛樂的敵視，還是對人的敵視？是不是人類進步的太快了，連笑都要講門檻，連看綜藝都得有前言提要和參考文獻？一邊說“我們應該尊重多元”，一邊把別人追劇的樣子看作文明的倒退。結果就是，全民娛樂，集體羞恥。

至於原因，是因爲娛樂太粗糙，還是因爲我們太虛僞？這個問題就像深夜裏刷完五十條短視頻後關掉手機的瞬間，你明明很放鬆，卻不敢承認你只是一個普通人，一個需要笑一笑、歇一歇、耍個無賴再活下去的人。

於是我寫下這篇文章，只是想搞清楚一件事：我們能不能在娛樂面前坦率一點、誠實一點？畢竟在這個時代，真正值得羞恥的，是我們連怎麼輕鬆一點都不會了。

一、娛樂的原罪，還是羞恥的自贖

娛樂這兩個字，一直以來就不太光彩。它總被人安上一頂帽子，不是“輕浮”，就是“低俗”。在我們的文化傳統裏，娛樂是沒有正當性的。

儒家喜歡說“君子不器”，不器是什麼意思？是不屑於低級趣味；“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聽着多高尚，哪裏容得下“笑得像個傻子”這種事？所以古代的士大夫，哪怕偶爾也寫寫豔詩，說說段子，也總要用一層“性靈”或“風流”來包裹，不能太直接，不能太誠實。你若真誠地說：“我就喜歡聽鼓吹彈唱。”那你就是不正經。哪怕你聽的是崑曲，也要擺出個“品位”的神情。

到了現代，人們從田野走進工廠，又從工廠擠進寫字樓，從一張辦公桌換到另一張會議室。物質生活富裕了，信息越來越多了，快樂的方式也越來越豐富。可這羞恥感卻像幽靈一樣一直跟着。它換了馬甲，從“道德審判”變成了“品位批評”，從“羞於放縱”變成“羞於低端”。

你打開任何一個社交平臺，都能看到這種現象：人們在談論娛樂時，永遠是“防禦性的”。看偶像劇會說“劇情俗了點，但拍得不錯”；聽流行音樂會說“我知道這就是口水歌，算不上藝術”；刷短視頻會說“算法太強了，我不小心看了兩個小時”。好像所有快樂，都必須先低頭認個錯，再小心翼翼地拿出來曬曬太陽。

這是什麼？這不是道德，這是一種社會性的自我審查。它的邏輯是：快樂必須是被動的，最好帶點無奈；主動去快樂，就等於主動墮落。這就好比一個人在街頭跳舞，有人走過去問他：“你怎麼能這麼開心？難道你不知道世界很殘酷？”跳舞的人愣了一下，回答道：“正因爲我知道，纔要跳得起勁。”

但社會不接受這個答案，它更願意你苦大仇深，最好一邊跳一邊反省。

某位王姓作家曾說：“人的一切痛苦，本質上都是對自己無能的憤怒。”而我想說，人的一切羞恥，很大程度上是對自己普通的不甘。娛樂對我們而言，不是罪，而是我們作爲一個人最誠實的自我表現。

而羞恥，是社會想象出來的一種規訓。它告訴你，什麼能做，什麼不能做；什麼能笑，什麼不能笑；什麼能愛，什麼不配愛。娛樂呢？恰恰是對這種規訓的逃逸，是人類用自己的方式對抗意義的空洞，對抗生活的無聊。

所以，有罪的是我們那顆早已被道德裝置馴化得像機器一樣的心。

二、白天做夢，夜裏罵夢

在這個世界上，有一類現象最有趣，這種現象我稱之爲“精神分裂式娛樂消費”：一邊沉迷，一邊厭惡；一邊放鬆，一邊反省；一邊笑着看熱鬧，一邊冷着臉寫長文批判。哦，這種現象說的好像就是我自己。

有一次我和朋友喫飯，聊起某個戀綜，朋友立刻撇嘴，說：“哎，這種低情商剪輯真的太噁心人了，真把觀衆當傻子。”我點點頭，附和兩句。可當晚回到家，我看到他在小號上寫觀後感，條理清晰，觀點犀利，引用嘉賓臺詞的熟練程度，已經足以勝任節目後期剪輯。

我並不想揭穿他。因爲我知道，我和他一樣，只是無數人中的一個。我們的精神，早已習慣了這種雙軌運行：左手做消費者，右手做批判者；一邊喫瓜，一邊指責瓜農；一邊參與熱鬧，一邊製造清高。

這讓我想到古希臘戲劇裏“合唱隊”的角色，他們不上場，只站在一邊點評劇情，彷彿高出戲中人物一等。但我們不是古希臘人，也沒有舞臺上的理性。我們身處劇情之中，又強迫自己裝作“看破一切”的樣子。

更有趣的是，這種分裂已經成了一種新的修辭方式。在社交平臺上，人們說話講究策略，既要表達“我在關注熱點”，又要聲明“我不是真的喜歡”。於是我們發明了許多話術：

“只是隨便點開看看，沒想到一看停不下來。”

“我不是粉，我只是路人，但這個髮型真的不行。”

“這種節目也就打發時間，別太當回事。”

你看，人們已經學會在放鬆的同時自證清白。他們害怕別人以爲他們“真的在娛樂”，就像一個偷喫糖的小孩，嘴角還甜着，卻拼命擺出“我沒喫”的表情。

我不禁懷疑，這種羞恥，是不是一種新型的“道德自律”——只不過它不再關心對錯，而關心身份感：你得表現得像一個理性人，一個有品位的人，一個不輕易被娛樂俘虜的人。

於是，人們紛紛戴上了面具。有的面具叫“冷靜觀察者”，有的面具叫“文化批判家”。而真正的自己，則被藏在屏幕背後那個笑得跟傻子一樣的賬號裏。

爲什麼我們不能坦然地面對這一點？爲什麼不能承認：是的，我喜歡娛樂，我喜歡看別人談戀愛，喜歡看人吵架，喜歡看那種所有問題都在四十分鐘內解決的劇情？難道承認這些，就會讓我們變得不配談哲學、不配談社會、不配擁有嚴肅的思考能力？我並不這樣認爲。

事實上，一個人若是不能誠實地面對自己的娛樂趣味，他也很難誠實地面對生活的荒謬。那些嘴上清高的人，內心未必比沉迷者更有力量；相反，過度的壓抑往往導致內心的虛榮，彷彿只要不看“俗物”，生活就能高貴一些。

最可笑的是，連虛無主義如今都成了品位的一部分。有人連對生活失望都要顯得優雅，連覺得無聊都要顯得比別人更深刻。

所以我說，我們的分裂不是因爲娛樂太爛，而是我們太虛僞。我們既不肯沉淪，也不敢純粹，總是站在一條模糊的中間線上，像一個人一邊跳廣場舞，一邊戴着墨鏡不想被別人看到。

我想，等我們哪天敢說：“我看《奔跑吧》就是圖個樂。”那一天，我們也許才真正成爲了一個自由的人。

三、誰怕誰低俗

娛樂之所以會令人羞恥，很大一部分原因在於，它被貼上了“低俗”的標籤。而給它貼的這個標籤的，通常是自詡爲“有品位”的人——也就是我們口中的“文化精英”。

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精英從來不缺。他們會講“帕索里尼的電影是反叛的隱喻”，也會在小酒館裏談“身體作爲政治的空間”；他們喜歡用法語念出福柯的姓氏，讀完《烏合之衆》就開始嫌棄“羣衆”，他們說自己不看綜藝不追星，只看“行爲藝術和荒誕戲劇”。可一轉頭，你發現他們的B站收藏列表裏全是“某選秀舞臺合集”。

這種“說一套做一套”的高尚姿態，就是文化精英面對大衆娛樂時的典型反應：一邊覺得好笑，一邊覺得丟臉；一邊消費，一邊嘲諷。
爲什麼？因爲他們怕低俗。

但所謂“怕低俗”，其實是怕失控。

精英不是真的怕爛綜藝，他們怕的是一種象徵性的權力下滑——娛樂是大衆的，是開放的，是不講“背景”的。當一個沒有文化資本的普通人，可以通過跳舞、說段子或者談戀愛在屏幕上擁有百萬擁躉時，那些一直靠“高冷”和“難懂”維持自我價值的人，自然會產生危機感。

這讓我想起一個社會學的經典概念，叫做“品位區隔”。布迪厄認爲，人類社會里最穩固的區隔不是財富，不是血統，而是文化品位。你讀什麼書，看什麼電影，聽什麼音樂，說什麼話題——這纔是“你是哪類人”的通行證。

於是，娛樂成了分界線。喜歡趙雷是小資，喜歡周杰倫是青春，喜歡廣場舞是低俗；追BBC是國際視野，追韓綜是淺薄媚外，追內娛就是“你腦子進水了”。

這種看法，其實和種姓制度沒什麼本質區別。只是把原本“看得見”的等級制度，換成了“看不見”的價值評判。高雅的就是高貴的，大衆的就是粗鄙的。而最可怕的是：大衆自己也信了這套邏輯。

於是我們看到，很多人明明愛看熱鬧，卻裝作對“熱搜”不屑；明明被某個綜藝感動得淚流滿面，卻非要說“是因爲想研究剪輯結構”；明明是深夜一口氣刷完幾十條抖音的人，白天卻要在辦公室說：“我最近在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記》，太沉了。”

這不是幽默，這是悲哀。

一旦我們接受了“低俗=失敗”這個觀念，就等於接受了“快樂=恥辱”。你必須裝作你不在意娛樂，才能繼續在文化等級中存活。

我曾聽一位自稱“獨立藝術從業者”的人斬釘截鐵地說：“內娛都是垃圾，真正有價值的內容，根本沒人看。”我點點頭問他：“你說的有價值的內容是什麼？”他想了半天，說：“比如諾蘭電影，或者《暗黑》這種……”我不禁一笑，那些東西確實不錯，但恕我直言，諾蘭和《暗黑》可也不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你若真有志於“真正的價值”，應該在家背海德格爾纔對。

人們把“高深”當作“高級”，把“晦澀”當作“高尚”，這正是精英主義最擅長的伎倆。它不創造什麼，只是不斷地製造標準，並靠那些標準把自己抬高一寸。

可是娛樂偏偏不喫，也不能喫這套。它是泥地裏長出來的東西，生猛、粗糙、真誠、不講體系。就像你不能用“審美三原則”去評價一個脫口秀，也不能用“敘事張力”去分析一段鬼畜視頻。你要是真的笑出來了，那它就成功了。笑，不是邏輯的結果，而是本能的勝利。

這也是爲什麼娛樂會讓精英焦慮。它不需要解釋，它不講道理，它讓“高深”的話語失效，讓那些原本沉默的大多數擁有表達和感染的能力。它像一把鋤頭，挖鬆了知識和階層之間的泥土，讓原本只能沉默的人，也能有一兩分鐘的主角時刻。

所以，娛樂之所以被批判“低俗”，不是因爲它真的低俗，而是因爲它打破了規則。而打破規則的東西，向來最容易被污名化，這點在近代史中屢見不鮮。

四、我們憑什麼不快樂

我們憑什麼不快樂？這是一個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

人類從來都不是“爲了意義而活”的生物，我們也不是一出廠就預裝“高尚程序”的智能體。我們更像是一種“想活着”的動物——活着不僅是延續生命，還要有點意思。喫飯、睡覺、發呆、聊天、笑、胡鬧，這些構成了生命的紋理，而意義，只是紋理之上的一層塗料。

娛樂之所以重要，不是因爲它“有意義”，而是因爲它允許我們脫離意義。它是一種精神喘息，是一種臨時退出的計劃。當生活變得難以忍受，它像個小窗口，打開一點風，把你從理性的密閉室裏放出來透口氣。

如果你讀過一點歷史，就會知道——人類所有文明的起點，從來都不是哲學。古希臘人在討論“什麼是善”之前，已經在酒神節上跳了三天三夜；宋代的書生在考中進士之前，也愛去瓦舍聽一出《西廂記》。真正塑造文化的，不是那些嚴肅的論述，而是人們“願意花時間浪費”的東西。

換句話說：一個社會的文明程度，不僅看它有多少智者，也要看它允許多少人無所事事。

可惜的是，我們已經逐漸喪失了“無意義地活一會兒”的能力。我們總覺得，休閒要有產出，追劇要有思考，看綜藝要帶啓發，連打遊戲也得說“鍛鍊反應力”。如果沒有“產出”或“成長”，就會莫名其妙地感到內疚。

這種心態背後，是深層的自我不信任：你不相信自己可以在享受的同時不墮落，你害怕自己一旦放鬆，就會滑入“廢物人生”。所以你給所有快樂打補丁以消除焦慮。

這其實也是一種被規訓過頭的狀態。我們的教育，我們的話語，不斷告訴我們要“追求意義”、“實現價值”、“走出舒適區”。於是，娛樂成了一種需要自我解釋的行爲，你要麼說“我放鬆是爲了更好地工作”，要麼說“我是在體驗生活的多樣性”，總之，不能只是“想樂一下”。

可人之爲人，正在於我們能夠意識到“快樂本身就是目的”。

人不是機器，人生也不是一份待交付的策劃，不必每一分鐘都在“修煉”。我們完全有理由，在一天的疲憊之後，坐下來喫點垃圾食品，看一檔無腦綜藝，笑得像個傻嘚，然後睡個好覺。

快樂，是人類最基本的尊嚴。娛樂，是這種尊嚴的日常體現。它不需要複雜的邏輯，不需要名人背書，不需要社會意義的託詞。你想看什麼就看什麼，想幹什麼就幹什麼，想笑就笑，想哭就哭，不用問“值不值”，也不用怕“掉層次”，這纔是我想說的。

五、讓娛樂迴歸，讓人回到人

寫到這裏，這篇文章也該結束了。

讓娛樂迴歸，意思是：讓它回到它本來的樣子。

娛樂不是教育的附庸，不是道德的試紙，也不是身份的勳章。它不必有“意義”，不必高尚，不必昇華，也不必假裝什麼都懂。

這個時代已經夠緊了，我們每個人都像擰緊的彈簧……當我們連放鬆都要帶着羞恥感時，我們就已經不是人了，我們是社會機器的一個零件，是“能量守恆”的執行者，是“有用性”的奴隸。

我始終認爲，一個健康的人，既能談柏拉圖，也能看《奔跑吧》；既能沉思存在，也能爲一條沙雕視頻笑出腹肌。這樣的生活才完整，這樣的人格才立體。

讓人回到人，意思是：允許我們不完美，允許我們愚蠢，允許我們有點傻、有點土、有點俗。允許我們在“意義”之外，也活得挺好。你今天笑了，是笑，不是墮落。你今天輕鬆了，是輕鬆，不是虛無。你今天追了一部又土又甜的偶像劇，只要你高興，那它就值得。

我並不主張把娛樂神聖化，它不是靈魂的救贖者，也不能解決所有問題。但它是生活的一種必需品。你不必爲此道歉，不必自證清白，不必層層包裝。

這個時代有很多壞毛病：喜歡自我感動、熱衷表演理性、沉迷虛假高級感。所有這些，都是把人從“生活本身”中剝離出去，變成一個社交的“投影”，一個標籤的集合，一個“看起來很聰明”的空殼。
而娛樂，就是反向的力量，它把你從“裝”裏解放出來，送你回到你自己。

願你在這個高效、緊繃、人人都在裝得很厲害的世界裏，仍然敢於放鬆、敢於笑、敢於說：“我就喜歡看熱鬧，這很正常。”願你不被文化標籤嚇倒，不被精英氣質綁架，不被所謂的“高尚趣味”騙走真實的快樂。願你在人羣之中，能坦坦蕩蕩地說出：“我在娛樂，而且我快樂。”

願你，成爲了一個自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