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離開，有人留下
從中國到新加坡要多久？
從北京首都機場起飛，最快6小時25分鐘，這是Howell和Eason的航程；從上海浦東機場出發，可以再快一小時，這是Flora的時間。
在2021年，這段航線變得格外“熱鬧”，成了不少遊戲人的“求生線”。在版號寒冬、項目被砍、大裁員的背景下，步履維艱的遊戲公司不甘於原地止步，紛紛將目光投向南方那個秩序清晰、機遇尚存的島國——新加坡，並在那裏設立分部。
有人隨公司外派，有人主動“潤”出國門，去往他們眼中的過渡地、跳板，甚至是“第二人生”的起點。
如今市場回暖，當初前往新加坡的遊戲人還剩下多少？他們是否真正融入了這個國家，成爲了遊戲全球化佈局中的一份子？
我試圖通過幾位在坡遊戲人的講述，去還原他們爲何來到這裏，又爲何選擇離開或留下。
全球化的前哨
乾淨、秩序井然、高樓與綠意共存，這幾乎是所有人對新加坡的初印象。而在遊戲人眼中，這座地處東南亞腹地、緊貼馬六甲海峽的“綠寶石“，更像是推動遊戲出海的“理想前哨”。
新加坡樟宜機場
三年前，Howell隨公司拓展海外業務，和一批同事一同被派往新加坡。他很快發現，這裏研發氛圍並不強。本土遊戲公司寥寥無幾，更多的是像騰訊、米哈遊，莉莉絲這樣的中國廠商設立的發行和運營分部。
在新加坡求學、工作的Flora更直白：“整個遊戲行業的景氣程度肯定是和國內或者歐美、日韓這些沒法比的。”新加坡雖然人均消費力高，但市場體量小、人口基數有限，玩家偏好也較爲分散，即便是全球發行的遊戲，也鮮少將新加坡視爲主要戰場。
新加坡遊戲協會執行理事的子天也坦言，這裏的遊戲產業一直不溫不火。過去本地偏向主機與PC方向的生態，並未因大廠入駐而真正建立起產業支柱；疊加“人少價高”的現實，所以之前一直沒有發展起來。
“新加坡在遊戲製作方面，其實沒有什麼天然的優勢。”Flora這樣說。
那麼，越來越多遊戲公司仍選擇在這裏設立分部。究竟圖的是什麼？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給出了相似的答案：這裏是東南亞地區的幾何中心，東接區域新興市場，西連歐美主要航道，是進行遊戲全球化佈局的橋頭堡。
這聽上去像是寫進招商手冊的統一註腳：稅收減免、文化相近、時差同步……這些利好條件根本不需要身處異國他鄉，就能從各處新聞中略知一二。
可真正讓人切身體會“全球化”的，並不是這些條目，而是此地的日常。只有當你站在街頭，聽着耳邊交錯而過的漢語、英語、馬來語、泰米爾語，甚至來自世界各地的人們帶來的家鄉話，看着不同膚色的人擦肩而過，“全球化”纔不再是一個高度概念化的詞，而變成空氣中流動的細節，滲入每一個感官。
這種在地的感知也會直接影響公司的風格與管理邏輯。Eason指出，一線大廠與某上海四小龍的新加坡分部在運作邏輯上就有顯著差異。
他解釋，大廠的決策層並不在新加坡，本地團隊承擔的更多是“配合型職能”，信息往返之間，往往會折損一些只能親身感知的細節。而某上海四小龍則不同，由於負責人常駐新加坡，團隊擁有更高的決策自由度，響應速度也更快。
Eason說，當人真正身處其中時，很多判斷其實不需要靠想象或轉述：“看這個地方的宣發效果好不好，我就在地鐵站前走一走，發現這個地方一眼就抓人，那這個東西就投得好。”
對於大廠如此，對於創業公司更是如此。Howell選擇在新加坡創立自己的AI遊戲公司，看中的不僅是它銜接中國、歐美和東南亞三方市場的區位優勢，還有這裏相對活躍的融資環境。
比起近兩年越發謹慎的國內投資人，Howell所接觸的新加坡投資人出手會更大方一些：“這裏有很多路演以及跟投資人交流的機會，增加了項目的曝光後，大家也會認可你是一個國際化的團隊。”
但落地不只是關乎創始人的決心，也取決於能否找到適合的人才。
必須得承認，新加坡並非以遊戲產業聞名，人才儲備先天有限。Flora說：“這裏的高校基本上沒有遊戲設計的大專業，專攻遊戲的專業會放在類似大專的學校，但這樣的話，學歷和知名度可能就不夠高，相對來說，人才資源就比較少。”
不僅學歷和背景很難匹配公司的核心崗位，Howell也切身體會過招人的難處：“在國內，有大量的人員可以快速到崗；但是在新加坡招人，你就會發現整個週期被拉得很長。”在這裏，短期內很難迅速招到一個既懂本行、又能立刻上手的人才。
更何況，即便招到了理想人選，也難以照搬國內的工作節奏。文化、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差異，最終都會滲入協作的每一個細節之中。一家公司在將產品推向全球市場之前，往往已經在內部經歷了一小輪艱難的跨文化理解與調適。
生活在別處
對許多國內遊戲人來說，生活像是一場不斷加速的闖關遊戲——996、通宵趕版本、隨時回call……早已成爲常態。
不過這種強度在新加坡難以照搬。受法律約束和文化氛圍影響，不少中國公司不得不縮短工時、放緩節奏，或許對本地人而言仍屬高壓，可對出海員工，已是難得的喘息。
Howell的AI遊戲公司對產品迭代要求極高，工作強度並不低。他發現，來自新加坡和北美同事對“下班”這件事邊界感更強。“他們下班了就是要生活，哪個老闆來發消息都不願意去回，也不會覺得這是一個合理的事情。”Howell坦言，“這個本來也是新加坡的法律要求。”
經歷過國內持續的疲憊作戰後，Eason覺得在新加坡過得更舒服。儘管偶爾仍會加班，不過“努力工作”變成了一種有“截止時間”的健康狀態：“偶爾加班是OK的。但是我用一種卷的方式讓人家一直加班，那我是做不到的。”
然而，Flora在“卷”的問題上有不同看法。她時常會在中坡之間往返，對兩邊的同事都有接觸。她承認國內的工作時間會更長，但並不完全認爲那是“被卷”的結果：“國內遊戲行業的氛圍很濃，大家會更熱愛。但是在新加坡，大家的心態可能是這是一份工作，做這個也行，不做這個也可以，本身可能並沒有很熱愛他所做的遊戲。”
在這裏，工作和生活之間似乎有一扇較爲明顯的門，“卷”的狀態偶爾能走進其中，但大多數時候會被這道門溫柔擋下。
相對寬鬆的工作強度，或許讓不少來自國內的遊戲人感到驚喜，但真正落地新加坡，高昂的生活成本往往會給他們“當頭一棒”。
最直接的是住房。在上海，7000到10000元人民幣的價位能租到條件不錯的小區；可在新加坡，同等水準的房子動輒要15000到20000元。若帶家人整租，月租甚至可能突破30000元。
飲食方面也不輕鬆。與歐美類似，這裏的餐廳普遍附帶服務費和消費稅，菜價也高，一盒330g的生菜可能要25元，日常的普通外食人均支出300–500元並不誇張。“我們有很多從國內過來的同事都覺得自己變窮了，外面喫飯都喫不起，打車都不敢打。”Howell打趣道。新加坡打車起步價約15至25元人民幣左右，但如果是在高峯期的市區，2.5公里的打車費加上附加費可能將高達100多元。
我聽說，不少中國公司會爲外派員工提供補貼，薪資也會相應上浮。可Eason告訴我，這部分的漲幅遠不足以覆蓋高昂的生活成本，即便當地政府對企業提供稅收減免或補貼，這些優惠也主要面向公司，員工很難直接受益。
“新加坡當地是願意提供一些稅或者是補貼方面的（優惠），來幫助他去培養自己本地的一些行業人員。如果你有這樣的意識，政府願意給你傾斜。”Eason補充道，“但政府的補貼對於一些大的團隊而言，不會產生收益。”
物質成本的上升加重了心理負擔，可新加坡的精神生活卻悄然打開另一扇窗。
電影票價電影票與國內持平，高端娛樂如高爾夫跟國內相比反而更便宜。演唱會、展覽等文化活動豐富又觸手可及——不用拼手速搶票，也不用靠“黃牛”，有時一個傍晚的心血來潮，就足以換來一場現場體驗。
此外，新加坡作爲東南亞的交通樞紐，前往鄰國旅行十分便利。週末往返泰國、馬來西亞，時間短、機票便宜，動輒就來一次“輕旅行”。
也許是受到周遭環境的影響，Eason在國內常不由自主地焦慮，“下班去享受”總帶着幾分負罪感。而在新加坡，這種心態徹底消失了。他舉了個簡單的例子：北京的家裝修好後，廚房使用了不超過5次；在新加坡，他經常自己下廚，不是爲了喫，而是單純想享受做飯的過程。
儘管新加坡的社會氛圍偏西化，但東方文化底色依舊濃厚。華人衆多，生活習慣與國內相通，文化差異並不顯著，也不容易感受到排斥，從國內前來工作的人往往不難適應。
Eason在歐美工作時，總覺得自己活在一堆面具裏，而在新加坡卻覺得鬆弛和親切。他的房東是潮汕人，保留着煲湯的習慣，經常邀他一起喝湯聊天，就像老朋友一樣。
Howell也說：“新加坡當地的同事們都很熱情，大家交流起來也很友好。”但他也觀察到，“大家如果想要發展成新的朋友還是比較困難的。他們下班後的大部分時間會投入到家庭生活中，在工作上的這種交集就很難進入到朋友關係裏面。”
看起來，在新加坡，以家庭爲單位似乎更容易適應這座城市。可事實上，許多遊戲人還未真正安頓下來，就已轉身踏上歸途。
去與留之間
一位朋友曾對我說，許多遊戲人來新加坡，是受疫情時期的動盪所迫。當時國內遊戲市場挑戰極大，不少人失去了信心。儘管這種說法略顯消極，但主動脫離沉鬱的環境、尋找新機會，的確是一種現實的出路。
可就像動物遷徙，人總會下意識地比較生存環境，最終選擇一個自己更能適應、更舒適的落腳點。受訪者們告訴我，兩三年過去，當初踏上這片土地的遊戲人中，留下來的終究是少數。
這其中，有一部分是不可抗力所致。Flora注意到，很多遊戲公司開始收縮海外業務，曾在新加坡高調入場的米哈遊，也在近兩年進行了低調裁員。
“你一旦沒有了工作，就會喪失工作簽證。如果沒有工作簽證的話，就沒有辦法在新加坡長期去待着。”Howell說。
另一部分原因，則更爲個人。除去高昂的生活成本，語言是一道難以忽視的門檻。儘管華人衆多，日常交流無礙，但遊戲公司面對的畢竟是全球市場，英語能力仍是基本要求。表達不暢，久而久之也容易動搖信心。
我原以爲在新加坡工作多年、又自主創業的Howell不會有語言困擾，沒想到他坦率承認，自己也經歷過一段痛苦的語言磨合期：“之前沒有在應用環境裏生活過，在國內可以很清晰地表達，但在英語環境下，特別是在面對投資人的時候，就很可能會露怯。我自己的話至今可能也沒有做得非常好，確實有在這方面去做努力。”
Flora則觀察到，很多在坡的遊戲人還面臨另一個相似的痛點——目前所在崗位成長空間有限。公司內部，除非是已被海外市場驗證過的項目，否則很難有人願意承受獎金減半的風險去投身新項目組；而在公司外，新加坡的熱門崗位集中在發行和市場，整體生態類似，幾乎無處可跳。
高昂的生活成本、非母語的環境、有限的成長空間……這些都讓“離開”顯得合理。但我依然對一些人“留在新加坡”的原因感到好奇，而在受訪者們的講述中，答案也各不相同。
Flora是在升學時考中了新加坡的獎學金項目，順理成章讀大學、進入職場，起初在電商公司，因愛玩遊戲轉入這個行業——她的路徑穩定而自然，代表着多數本地遊戲人的狀態。
Howell原是公司技術總監，早期就參與AI大模型與遊戲的結合。他被這種破壞式創新深深吸引，決定創立AI遊戲公司，而新加坡恰好在融資環境和市場輻射上提供了理想支點。
Eason則更喜歡“折騰”，從七八年前就開始做遊戲海外業務，習慣挑戰、樂於變化。只待在國內市場看海外終究有限，而他想要把視野拓寬一點，去看看不一樣的世界。
他們都具備了相似的特徵：一定的經濟基礎，較強的適應能力以及極高的韌性。
有趣的是，這三人中，兩三年前剛來新加坡的Howell和Eason都已在計劃安家事宜，尤其提到未來孩子教育的問題。這兩位受訪者都是高學歷，經歷過“卷生卷死”的學生時代，更傾向於爲孩子提供一個寬鬆、健康的成長環境。
相比之下，在新加坡待得最久的Flora卻告訴我，未來若有好機會，如果未來有合適機會，她會考慮回國。儘管清楚這樣可能意味着收入腰斬和比現如今10%更高的個稅，可她也期待更大的發展空間。
我問Eason：“如果現在才決定是否來新加坡，還會做同樣的選擇嗎？”
他沉吟片刻，回答得很謹慎：“要分兩種視角來看。”
從公司層面，作爲CEO，他認爲“來”是對的：“我已經有了成熟的產能，我也不擔心馬上回餓死。我在其他方面掙錢了，國內的宣發也做了，在國內渠道就只有做得好或做得差的差別。但是做海外市場的話，它的增量是挺好的，而且賺得還是美元。”
但從“打工人”的角度，他便建議多考慮。在他看來，如果本身狀態穩定、對海外並無強烈嚮往，那其實沒有必要硬出來：“出來又不是爲了看世界，還不是老闆，也不是來整合資源，無非就是換個地方打工。”
對於未來，三人各有打算，但態度都很積極。
Flora希望在熟悉領域繼續深耕，也意識到需要通過轉型來突破成長瓶頸。Howell雖然壓力倍增，可這種良性的壓力增大了他每天的興奮感，他願意投身到變革與創新中，探索新的遊戲形態。
我問過Howell一個有點抽象的問題：“如果把你的人生比作一款遊戲，你覺得你現在處於什麼階段？”
他是這樣回答的：“如果是塞爾達的話，我現在剛剛出新手村，勉強有基礎裝備、滑翔傘、和一件稍微能打的兵器。但是挑戰纔剛剛開始，纔要探索這片大陸。”
新加坡也是這樣一片地圖。遊戲人隨着各家意圖大展拳腳的公司來到這裏，有人離開，有人留下。
而地圖始終在那裏，就看你是否願意走近——去生活，去探索。
（部分受訪者已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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