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春: 1914年夏天德國市民的狂熱、狂喜與大戰的來臨

本文選自《春之祭：第一次世界大戰與現代的開端》，講述了1914年之夏，柏林市民對大戰的期盼和狂喜，德國社會割裂的奇蹟般的彌合，是書中最令人震撼，感傷而又迷醉的篇章，全文6600字，大約需要9分鐘讀完。

各地的市民怎麼都變成了舞者。

阿爾弗雷德·沃爾芬施泰因（Alfred Wolfenstein），1914年

窗戶乒乓，玻璃哐當，這就是新生活的吶喊，新生兒的啼哭。

埃利亞斯·卡內蒂（Elias Canetti）

在伊瑟河，我們年輕的志願後備團發起進攻的地方，此時躺着我們的“聖春”……他們爲我們做出的犧牲對整個德國而言意味着一個神聖的春天。

弗里德里希·邁內克（Friedrich Meinecke），19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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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對俄宣戰——下午游泳。”1914年8月2日，弗朗茨·卡夫卡在日記中草草寫道。

那年夏天，白日漫漫，陽光燦爛；夜晚柔和，月光皎潔。這便是傳說中的1914年之夏，一個美麗而令人難忘的季節，同時也是它讓人感到辛酸和神祕的地方。不過，我們在本章開頭說到天氣，並不是爲了勾起對陽光、溫泉勝地、帆船賽以及昏昏欲睡的午後的回憶，儘管它們對我們充滿詩意地想象風暴來臨前的那年夏天很重要；事情很簡單，因爲那年的7月和8月，舒適的白天和夜晚讓歐洲人勇氣倍增，大膽走出家門，在城市和市鎮的街頭或廣場，公開展示他們的激情與偏見。那年夏天，公衆情緒的大宣泄對於歐洲的命運走向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如果那是一個陰冷潮溼的夏季，就像之前或之後那樣，那麼誘發街頭演說和集體歇斯底里的露天集市一般的氛圍還會產生嗎？領導者們還會那麼輕易地準備宣戰嗎？有證據表明，7月底8月初的時候，在柏林、聖彼得堡、維也納、巴黎和倫敦出現的一幕幕羣衆性戰爭狂熱，把歐洲的政治軍事領導人推向了對抗。德國的情況無疑就是這樣。結果，德國成了風暴的策源地。

6月28日，奧地利大公弗朗茨·斐迪南在視察帝國行省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亞期間，與妻子一同在薩拉熱窩遭到暗殺。之後，正是因爲有德國撐腰，奧地利政府才決定在處理和塞爾維亞的關係上毫不妥協——塞爾維亞被懷疑爲暗殺奧地利皇儲的恐怖團體提供精神和物質支持。在柏林，在決策過程中的幾個關鍵階段，公衆多次舉行大型的示威活動，堅決要求採取攻擊性的、爭取勝利的方式解決危機。7月初就已經比較激動的情緒，到月底變成了狂熱。

7月25日，星期六。傍晚時分，大批大批的人羣漫無目的地在街頭亂轉，等待塞爾維亞答覆奧地利在23日提出的苛刻的最後通牒，這一通牒提出了若干條對塞爾維亞人來說顯然難以接受的要求。公衆對最後通牒會做何反應？德國總理貝特曼·霍爾韋格（Bethmann Hollweg）對此忐忑不安。他非常擔心柏林人會有消極的舉動，於是便警告德皇，不要中斷他一年一度的巡遊從挪威返回國內。堂吉訶德式的威廉雖然對這一建議非常不快，但估計還是十分焦急的：“形勢迫在眉睫！他還寫信讓我不要出現在自己的臣民面前！”

貝特曼對公衆情緒完全判斷錯了。《每日評論》（Tägliche Rundschau）的記者用扣人心絃的散文體給我們描述了這樣一幅畫面：爲了知道塞爾維亞人的答覆，人羣哄搶了送報的貨車，撕開報紙，急切地讀了起來。突然，有人用柏林話大聲喊道：“開始了！”塞爾維亞拒絕了奧地利的最後通牒！開始了！

一時間，所有人都這樣說。這太讓人受傷了。突然，在還沒有弄明白是怎麼回事之前，人們就聚攏在一起。大家誰也不認識誰，但都沉浸在同一種誠摯的情感中：戰爭，戰爭，患難與共。接着，暮色中傳來莊嚴的歡呼，那是“雷霆般的怒吼”。

大約在晚上八點，一大羣人沿着柏林市中心的菩提樹下大街，朝着皇宮的方向走去。在兵工廠，人們高呼奧地利萬歲；在皇宮，人們放聲高唱《向戴着勝利花環的您致敬》。另外還有一大批人，可能有好幾千人，朝着毛奇大街的奧地利大使館方向走去。他們一路上高唱着《我有過一個同志》，那是德國人最喜歡的進行曲之一。最後，奧地利大使瑟傑尼-馬里奇（Szögyény-Marich）出現在陽臺上，引發了瘋狂的歡呼。他退下後，歌聲和呼喊聲還在繼續，於是他只好再次出來，稱讚了人們表現出的患難與共的精神。柏林的自由派報紙《福斯報》（Vossische Zeitung）的記者注意到，“德國人和奧地利人，學生和士兵，商人和工人，在這生死攸關的重大時刻，全都親如一家”。

天黑之後，大約是夜裏十一點，一大批人聚集在勃蘭登堡門，然後朝威廉大街的外交部方向，最後又朝陸軍部的方向開去。另外在動物園、選帝侯大街和陶恩沁恩大街也聚集了一羣又一羣人。皇宮前面的一大批人和帝國總理府前面的另一大波人一直轉悠到午夜過後很久。

貝特曼的祕書庫爾特·裏茨勒（Kurt Riezler）在日記中寫道，看到大批大批情緒激昂的羣衆，貝特曼深受感染，心情明顯好轉，不再憂心忡忡了，特別是當他聽說帝國各地都在進行類似的示威活動的時候。實際上，在星期六，後來又在星期天，甚至還發生了一些醜陋的事情，從中也可以看出公衆興奮到了什麼地步。

星期六晚上，在慕尼黑的法裏希咖啡館，一羣人瘋狂地唱着愛國歌曲。午夜過後，業主們讓樂隊的隊長慢慢平息下來，到深夜一點半的時候要最終停止演奏。然而，那些顧客還沒有盡興，所以在咖啡店準備打烊的時候，有些愛國者就開始砸桌椅，並用磚頭砸平板玻璃窗戶。

第二天下午，還是在慕尼黑，一名塞爾維亞人在表達自己對於時局的看法時，很快被一大羣憤怒的人團團圍住。就在他們想要對獵物動用私刑的時候，警察來了。塞爾維亞人被救了出來，並送到當地的一家飯店。但那羣紅了眼的人不肯罷休，想要衝擊這家飯店。一支由警察局長親自率領的人數較多的警察小分隊不得不進行干預。塞爾維亞人躲了幾個小時才被從側門送走。

在耶拿，查爾斯·索利（Charles Sorley），19歲的耶拿大學訪問生和劍橋大學道德哲學教授的兒子，在7月26日給父母的信中寫道：喝得醉醺醺的學生會的人正在街上游行，一邊還高喊“打倒塞爾維亞人”。即便是在偏僻的耶拿，每半個小時也會出來一版報紙，每次刊登的消息都越來越瘋狂，我們幾乎可以聽到貝爾格萊德的槍聲了。

駐柏林的俄國海軍武官在同一天（26日）報告說，首都的各個主要街道都擠滿了揚言要支持奧地利的示威人羣，就連在那座城市已經住了三十多年的人都說，他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場面。

7月27日，德皇抵達波茨坦。他將在31日那天回到在柏林的皇宮。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四，30日，即俄國開始動員的消息傳到柏林的前一天，興奮的人羣又出現了，而在此後命運攸關的七天當中，這樣的場面在德國首都幾乎天天都可以見到。在那個星期四，他們聚集在威廉大街的外交部門前，在克蘭茨勒街角處——那裏是菩提樹下大街一個主要的十字路口和有名的克蘭茨勒咖啡館的所在地——以及菩提樹下大街盡頭的皇宮前面。從31日星期五下午開始，湧上街頭的柏林民衆顯然都認爲戰爭不可避免。德皇在下午一點宣佈戰爭迫在眉睫，要求邊境巡邏隊加強警戒並限制平民對郵政、電報和鐵路通訊的使用。那個下午到處都可以聽到彰顯愛國精神的喧嚷聲。“在最終做出決定之後，”法蘭克福一家報紙駐柏林的記者在那個星期五的下午三點寫道，“緊張的氣氛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歡呼雀躍。”雖然官員們堅持認爲，宣佈有戰爭危險絕不等於宣戰，宣戰要看俄羅斯是否拒絕撤銷動員令，但德國的民衆可不這麼想，他們認爲危機的結果已成定局。主婦們開始搶購食品。很多商店的店主乘機撈取不義之財：食鹽、燕麥片和麪粉都明顯漲價了。在柏林市中心的大型百貨商店食品部，罐裝食品被搶購一空。臨近傍晚的時候，遵照警方的命令，一些大型商店停止了營業。

那個星期五下午，報紙的號外刊登了最新消息。即便如此，菩提樹下大街還是擠滿了人。許多人都是來等候從波茨坦回來的德皇的。兩點四十五分，皇帝的轎車出現了。它費了好大的勁，才駛過通向皇宮的路。歡呼聲震耳欲聾。緊跟在德皇后面的是載有皇儲、儲妃和他們較爲年長的兒子們的車。在他們之後依次是艾特爾-弗里德里希（Eitel-Friedrich）、阿達爾貝特（Adalbert）、奧古斯特·威廉（August Wilhelm）、奧斯卡（Oskar）和約阿希姆（Joachim）諸位皇子。然後是一輛接一輛的豪華轎車，裏面坐着帝國的顧問。對每一輛車，從頭一輛到最後一輛，人們都用歡呼和愛國歌曲向它致意。帝國總理貝特曼·霍爾韋格和總參謀長毛奇也過來參加磋商。他們停留的時間不長，而無論是他們的到來還是離去，都伴隨着狂熱的歡呼。皇室的其他成員也陸續離開了皇宮，每輛車都要費上很大的工夫，才能從興奮的人羣中——《柏林地方報》（Berliner Lokal-Anzeiger）估計有50000人——擠過去。主要的決策者全都直接遭遇了柏林民衆爆發出的巨大熱情。他們誰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陣勢。他們誰都不能不考慮民衆的情緒。在菩提樹下大街，除了大人物的專車，其他車輛全都要繞行。這樣一來，柏林的這條最華美的大街——那裏有大學、歌劇院、皇家圖書館和許多政府部門，還有劇院、咖啡館和大使館——就成了不朽的希臘戲劇的舞臺。

那天深夜，仍然有數千人聚集在威廉大街的總理府前面，並在臨近午夜的時候，開始反覆呼喊支持總理的口號。貝特曼最後出來發表了簡短的即興講話。在祈求俾斯麥、威廉一世和老毛奇的保佑的同時，他堅持認爲德國的目的是要和平。但如果敵人要把戰爭強加給德國，那它也會爲了自己的“生存”和“榮譽”戰鬥到底：“在此危急關頭，我要你們記住弗里德里希·卡爾親王（Prince Friedrich Karl）對勃蘭登堡人大聲說過的話：讓你們的心在上帝面前跳動，並用你們的拳頭砸向敵人！”

第二天，8月1日星期六，一幕幕更加火熱的場面出現了。早晨的時候——正常情況下會是有條不紊地結束一週的工作，商店、學校和辦公機構要到中午才停止營業或辦公——事情就不太正常。比如，摩亞必特區的幾個刑事法庭無法準時開庭，因爲被告和證人，甚至法官和律師，根本就沒來。皇宮前面聚集了一大羣人，估計有10萬到30萬人。他們從老博物館和大教堂的臺階開始，像人海一樣漫過盧斯特加滕公園和大廣場，直到皇宮外面的平臺。他們跟着伊麗莎白團的樂隊一起唱着振奮人心的歌曲。該團實際上已經動彈不得。在皇宮衛兵換崗之後，它本來是要穿過廣場到盧斯特加滕公園的，但被這羣人擋住了，無法前進。於是他們就帶頭熱烈地唱起歌來。“那熱情真是無窮無盡，”《法蘭克福報》（Frankfurter Zeitung）的記者在下午一點五十五分的電報中寫道，“因此到最後，當樂隊在羣衆團結意志的感染下奏起《巴黎入城式進行曲》的時候，熱情便達到了頂點。”

就在這些慶祝活動正在進行的時候，皇室的各位成員又來到皇宮，貝特曼總理、毛奇總參謀長以及海軍部長蒂爾皮茨（Tirpitz）也來了。決定命運的商討在進行着，人羣守候了一個下午。他們唱歌、聊天、歡呼。最後，下午五點，德皇簽署總動員令；一小時後，德國駐彼得堡大使波達爾斯伯爵（Count Pourtalès）拜會了俄國外交大臣薩佐諾夫（Sazonov），向他遞交了宣戰書。最後幾天這些重大的決定，都是在羣情激昂的背景下做出的。民衆要求採取決定性的行動，沒有哪位政治領導人能承受這樣的壓力。

大約六點半，人們開始高喊——“我們要見皇帝！”皇宮中間的窗戶的窗簾以及法蘭西門打開了，德皇和他的妻子出現了，這引來了雷鳴般的歡呼。威廉揮手致意。叫喊聲、歌聲和歡呼聲慢慢平息下來。最後，德皇說話了。他對人羣說，德國人現在都是一家人。現在要忘掉所有的差異和分歧。德國人親如手足，將會取得巨大的勝利。簡短的講話帶來了更多的喜悅和更多的歌聲——《萊茵河畔的衛士》和新教徒的傳統戰歌《我們的上帝是堅固的堡壘》。

全城在當晚的活動就如同幾十萬人蔘加首演，在獲得成功之後舉辦龐大的慶祝活動。柏林在舉辦一場由全體演員參加的晚會。小酒館和啤酒店擠得水泄不通。在鋼琴、小號、小提琴和整支樂隊的伴奏下，人們聲嘶力竭地唱着愛國歌曲，一遍又一遍，一直唱到早晨。因爲酒精或只是情緒激動而變得迷迷糊糊的柏林人，此時才終於重重地倒在鋪有羽絨褥墊的牀上，臉上依舊掛着微笑。

那個星期六，還有星期天的早些時候，大柏林區匆匆舉行的婚禮大約有2000多場。緊張的氣氛使得各個組織和社會團體紛紛對德國的事業公開表達它們的忠誠。比如，主張同性戀者和婦女權利的人就加入了民族主義的慶祝活動。柏林的“德國猶太人協會”在8月1日星期六那天的聲明中宣稱：“德國所有的猶太人都義不容辭，準備獻出全部的財產和鮮血，這一點不言而喻。”這是它的許多慷慨陳詞之一。

星期天上午十一點半，在國會大廈前的俾斯麥紀念碑那裏，各教派聯合舉行了一場露天的禮拜儀式。數千人蔘加了這場具有無可比擬的象徵意味的儀式。擔任演奏的是燧發槍手近衛團的樂隊，儀式開頭是新教讚美詩《低地國家的感恩祈禱》。起首一句是，我們到我們公正的神面前祈禱。主持儀式的是已經取得佈道資格但尚未被授予聖職的宮廷牧師德林（Licentiate Döhring），他用《至死不渝》作爲自己的佈道經文。他說，戰爭已經被強加給德國，但“我們德國人在這個世界上除了上帝誰都不懼”。全體會衆接着又背誦了主禱文，儀式結束時唱的是天主教讚美詩《天主，我們頌讚您的名》，配的是4世紀的一首樂曲。新教徒和天主教徒在德國又團結起來。前些天的俗衆也經常唱讚美詩。現在，在這場宗教儀式之後，人們很得當地唱起了世俗歌曲。教會和國家合成了一體。德皇很清楚這種象徵性活動的重要意義，所以也參加了在波茨坦的老衛戍部隊教堂舉行的禮拜儀式，腓特烈大帝等普魯士統治者就埋葬在那裏。

8月初，德國人盡情地享受着種種喜悅：過去和未來實現了真正的融合，永恆就體現於當下，政黨與政黨之間、階級與階級之間、教派與教派之間、教會與國家之間所有的內訌消解了。生活實現了超越。它變得審美化了。生活成了瓦格納式的總體藝術作品，在這樣的作品中，精神性的生命力超越了物質性的關切以及所有尋常的事務。

在德國的其他地方，無論是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還是奧德河畔的法蘭克福，無論是慕尼黑、佈雷斯勞，還是卡爾斯魯厄，情況都差不多。親王們被團團圍住。軍人被當成了偶像。教堂里人滿爲患。從情感上來說，德國至少在7月31日星期五的時候就已經宣戰了——當然，是對俄國和法國。民衆的情緒非常激昂，德皇此時已經沒有了退路。要是失去勇氣，他就會一蹶不振。所以在之後的幾天，自然是接二連三的重大決定和宣戰：首先是對俄國，然後是對法國，最後是對英國。

在柏林，最後若干場較大的反戰集會發生在7月28日星期二那天，當時社會民主黨在全城組織了27場集會。參加的人很多，有幾場集會後來還進行了遊行。據《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估計，在腓特烈斯海因啤酒廠集會的工人有7000人，在科彭街有2000人。這些集會之後，兩大羣人又一起向柯尼希斯特爾（Königstor）前進，當時的人數已經達到10000人。最後，50名警察擋住了遊行的隊伍。在前面幾排遊行者朝警察湧去的時候，警察發射了空包彈。示威人羣很快就被驅散了，只發生了一些小摩擦，受傷的人也很少。有32個德國城市舉行了類似的反戰集會。這便是最後一些較大的反戰集會。

到了那個關鍵性的週末——星期五，7月的最後一天，以及星期六和星期天，即8月的頭兩天——面對沙皇軍隊的動員、由此加劇的俄國威脅，以及重新開始的舉國關注的示威活動，社會民主黨人開始團結起來，支持民族主義大業。有些社會主義領袖也被狂熱的情緒感染了。其他人則感到衆意難違。該黨左翼的一些議員被召到柏林參加核心會議。他們出發時還抱着堅決反對戰爭的態度，決心投票反對戰爭撥款，但在沿途的火車站一再看到民衆支持戰爭的場面後改變了主意。到8月3日，也就是在帝國國會就戰爭撥款問題舉行投票的前一天，社會民主黨的核心會議壓倒性地倒向了支持戰爭的立場。那個星期一，戰前及戰爭期間又再次站在該黨左翼立場的《不來梅市民報》（Bremer Bürger-Zeitung）在頭版頭條大肆鼓吹《盡到你令人痛苦的責任！》。古斯塔夫·諾斯克（Gustav Noske）後來說，如果社會民主黨的核心會議不支持戰爭撥款，社會主義議員們就會在勃蘭登堡門的前面被踩死。總之，民意洶洶，不但是君主和政府受到影響，實際上所有的反對勢力也都被這股巨流一掃而空。

一些天之後，庫爾特·裏茨勒反思了公衆情緒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