爺爺的相簿裏，藏了半個多世紀的懷念

週末照例去看爺爺，提了兩箱禮品和水果。

推開門的瞬間，熟悉的老木櫃氣味撲面而來。爺爺剛午睡起身，還穿着那件洗得發薄的老式秋衣，領口有些鬆垮。牆上的老式鐘錶指向三點一刻，秒針每走一步都發出清晰的“咔嗒”聲。

見到我，爺爺的眼睛瞬間亮了起來。他招呼着我落座，硬塞給了我幾個水果。

爺爺的身子骨還算硬朗，常常開玩笑自己會活到一百歲，如今八十多歲的他生活完全可以自理，只是耳朵有些背了，我不得不每句話都放大音量。

我們聊工作，聊家庭，聊着聊着便聊到了以前，他似乎是想起什麼似的地取出一本厚重的相冊，牛皮封面已經磨損得泛白。

“來，來看看這個。”他小心地翻開第一頁，是去年他退休時拿到的榮譽證書，被精心壓在透明膜下。在此之前我總是在桌子上看到它，被壓在綠色玻璃下，還有幾張他穿軍裝的舊照片。

往後翻到一頁泛黃的照片。“這是和你師父最後一張合照。”照片上的師父還算年輕，跟爺爺一起站在老屋的紫藤架下，笑得溫和。爺爺嘆了口氣：“還有秀英啊……也是個命苦的人，他們都還沒個孩子。”

說到孩子，他的興致高了些，往前翻了幾頁，跨過父親結婚時的照片。一張青澀的面孔映入眼簾——那是父親二十歲第一次進地質隊時的照片，穿着不太合身的工裝，眼神裏還帶着少年的懵懂。

“那天下着大雪啊……”爺爺的聲音低沉下來，“車打滑翻進了山溝。好在溝不深，你爸只擦破點皮。”他頓了頓，眼神飄向窗外，“我連夜從外地趕回來，對着地質局的領導拍了桌子：‘我不想聽你說什麼！我要見我兒子！’”

後來父親常駐山區，回家的日子屈指可數。我出生的第二天，他才風塵僕僕地從山裏趕回。父母都忙，我便被託付給了師父，人生的軌跡也就這樣悄然改變了。

大伯也是地質系統的，和父親同屬一個上級單位。他們像兩棵相似的樹，各自在不同的山頭上紮根，偶爾在年節時才能相見。彼時的爺爺還不知道大伯悄然離逝的消息，語氣中帶着幾分自豪。

“那個年代能給他們安排好工作可不容易！”

“咔嗒、咔嗒”，鐘錶不緊不慢地走着。相冊翻到最前面，是一張已經有些看不清的黑白結婚照。爺爺和奶奶穿着工作服，胸前繫着大紅花，二人面色侷促，有幾分僵硬和彆扭。那是1972年的春天，他們在地質勘探隊相識。奶奶扎着兩條麻花辮，是隊裏唯一的女士。

動盪的年代裏，他們被迫分開三年。爺爺被下放到農場，奶奶留在勘察隊。重逢的那天，奶奶在單位門口等他，夕陽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長。沒有這個時代的擁抱和哭泣，她只是輕輕說了句：“回來了。”爺爺點點頭，從兜裏掏出從被手帕包了一層又一層的點心。

爺爺講完這些，靠在沙發背上閉目養神，似乎是在回憶從前種種，空蕩蕩的客廳裏只剩下我翻動相冊的沙沙聲，和鐘錶永恆的“咔嗒”聲。陽光斜斜地透過窗外的樹冠照進來，在地板上投下斑駁的光影。

我時而看看相冊裏定格的記憶，時而看看閉目回憶的爺爺。恍惚間，爺爺彷彿又看到了第一次見到奶奶的那個清晨：萬道金光刺破雲層，將茫茫荒原染成金色的麥浪。穿着地質工作服、扎着麻花辮的奶奶站在霞光裏，對爺爺露出一個發自內心的微笑。

秒針又“咔嗒”的一聲轉到五點。我輕輕合上相冊，那個笑容被妥善地收進泛黃的相紙和記憶裏。

已經半個多世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