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後半葉,巴黎聖母院附近有一處不收門票的公共場所。人們從街上走進大廳,隔着玻璃觀看幾具身份不明的遺體。死者的衣物和隨身物品也會被展示,希望有人能認出姓名。到了熱門案件發生時,門外甚至會排起長隊。
這裏是巴黎停屍房。它本來承擔公共辨認功能,卻在報紙、城市旅遊和犯罪好奇心的推動下,變成了一種特殊的都市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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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停屍房公衆觀看遺體場景(同時代建築新聞照片)
展示遺體原本是爲了找回身份
大城市每天都會出現無法立即確認身份的死者:溺水者、事故遇難者、自殺者和無人認領者。沒有現代指紋數據庫和快速通訊,公開展示是尋找親友和證人的一種辦法。19世紀60年代,巴黎在西岱島附近啓用更適合公衆觀看的停屍設施,展覽室與處理遺體的區域相對分開,玻璃窗既讓觀衆看見,也保持一定距離。
制度確實幫助過身份辨認。可一旦展示向所有人開放,來訪者就不再只有焦急尋找親人的家庭。工人、學生、外地遊客和帶孩子的市民都可能順路進去。旅遊指南提到它,文學作品描寫它,報紙則把無名屍體與當天最轟動的案件聯繫起來。
某些案件尤其能吸引人羣。如果報紙暗示一具遺體可能與謀殺、失蹤或情感糾紛有關,觀衆會把玻璃後的死者當成現實犯罪故事的一部分。報刊銷量、警方線索和公衆好奇因此混在一起。停屍房既是行政機構,也是一個不受劇院時間限制的免費“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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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巴黎舊停屍房蝕刻畫(同時代建築新聞照片)
圍觀人數往往比事實更容易膨脹
後來的文章常把巴黎停屍房稱作全城最熱門的景點,並給出驚人的日訪問量。熱門案件確實曾造成擁擠,但不同資料中的數字差異很大,不能把某一天的高峯當成幾十年的常態。巴黎也不是所有人都熱衷觀看遺體,批評者很早就質疑這種展示是否損害死者尊嚴,並擔心人羣把公共辨認變成消遣。
1907年,公開展示最終被關閉。辨認身份的需要沒有消失,只是制度開始把效率、衛生和尊嚴放在另一種平衡中。照相、警務檔案和更成熟的身份識別手段,也逐漸削弱了讓全城自由進入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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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9年巴黎停屍房正面照片
巴黎停屍房最令人不適的地方,不在於19世紀的人比現代人更冷酷。相反,它把一種至今仍然熟悉的心理放在了玻璃後面:公共利益給了人們觀看的正當理由,犯罪新聞又給了觀看以故事,而擁擠的人羣讓每個人都覺得自己只是隨大流。制度原本尋找一個死者的名字,城市卻在窗口前找到了另一種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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