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豆包手機被各家大廠禁了但趨勢已經不可逆轉

2025 年 12 月，豆包手機助手技術預覽版的發佈引發熱烈關注和討論。

然而，人們的關注點一般都在於字節跳動如此激進的做法是否 “ 不講武德 ”。

但在與知危交流的幾位業內專家看來，豆包手機助手正在啓動一場深刻的變革，字節跳動在下一盤更大的棋。

如果說移動互聯網生態是一潭看似平靜、實則利益固化的 “ 深水湖 ”，那麼豆包手機助手的出現，則是在湖底引爆了一個深水炸彈。

在豆包手機助手出現前，各大超級 APP 已經形成了穩固的 “ 孤島生態 ”，彼此互不往來，用戶在不同 APP 間跳轉極其繁瑣。豆包手機助手一舉砸破了 APP 之間的圍牆，它通過系統級權限強行 “ 識屏 ” 和 “ 代操作 ”，讓沉寂已久的應用生態泛起劇烈波動。

這場波動不可逆也不可阻擋，原因很簡單，它反映了用戶的真實需求。

對於用戶，這是效率和體驗的升級，對於生態中的重要玩家比如手機廠商、應用廠商，特別是中小企業或新入局者，將有機會在新的利益博弈巨浪中崛起，最後，這也是苦於燒錢大戰的大模型廠商尋求變現的良機。

用更加正式的語言表達，移動互聯網正經歷着一場從 “ APP 爲中心 ” 到 “ Agent 爲中心 ” 的範式轉移，它也是順應互聯網入口遵循 “ 聚合-解綁 ” 或 “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 的週期規律的自然體現。甚至，我們今年已經見證了這場變革更加悄無聲息的鏡像版本，也就是 AI 搜索以及增長迅猛的 GEO 市場。

在與知危溝通的專家們看來，隨着智能硬件生態的逐漸成熟，移動互聯網和 AI 手機助手也將尋求更加合適的載體。也就是說，這場變革的主角，絕不會僅僅是手機。

儘管對於變革終點有共識，但對於演進的路徑、最終贏家歸屬，專家們有着不同的見解。

有人寄希望於 “ 協議文明 ”，認爲終局將是大模型廠商、手機廠商、應用廠商、開發者乃至用戶的生態共生，有人則認爲 “ 叢林法則 ” 不可避免，勝出者或利益最大化者將是大模型廠商，用戶消費心理和內卷環境將極力推進這一結果。

在接下來的內容中，我們將首先解讀豆包手機助手引發現象的關鍵點，比如 APP 廠商封鎖豆包手機助手的實質考慮和未來變化；然後，我們將討論這場新趨勢的具體表現，它對舊有生態構成比如 APP 廣告的具體影響，並解答爲何趨勢不可逆；最後，我們會重點探討這場新趨勢下的最後贏家歸屬和原因，以及在演變到終局的過程中，各方將如何博弈，這種博弈模式或商業競爭環境的特點，以及與海外相比的差異。

正文較長，有 1.7 萬字，我們將其分成了 7 個段落，您可按需閱讀。

對於目前多個 APP 對豆包手機助手進行的限制，白鯨開源 CEO 郭煒向知危表示，確實更多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特別是銀行類、支付類 APP，“ 豆包手機助手仍然在試錯，目前它對安全維度的考量確實還不夠周全，尤其令人擔心的是它可能模擬人臉識別，或者在底層截取相關數據，所以出現一些限制是非常正常的。”

“ 微信集成了微信支付，這就讓情況變得更加複雜和微妙。但淘寶、閒魚對豆包手機助手的限制，我認爲就不屬於金融安全層面的考慮。”

前 OPPO 商業數據挖掘組組長及 “ 數據蟲巢 ” 主理人黃崇遠表示，“ 就目前行業現狀，對於很多 APP 比如電商，其商品的相關信息，本身就存在企業之間的爬取與反爬的相互攻防。對於豆包手機助手，可以嘗試與 APP 廠商建立 ‘ 數據付費使用 ’ 的條款或協議，但原則一定是經過了用戶的授權，而且目前是沒有成熟的案例可供參考的。”

另一方面，豆包手機助手引發的安全問題似乎也不是很難解決。

比如，人們對豆包手機助手的一個擔憂是其被用於黑灰產中的羣控系統。對於目前風控技術是否能區分 AI 手機助手和羣控系統，獅橋集團高級風控總監蔣宏解釋道，“ AI 手機助手獲得了手機更加底層的權限，並且使用了大模型靈活的交互能力，操作模式接近人類，羣控大多數是基於規則的批量操作，機械重複度更高。通過權限合法性、行爲模式（人類化 vs 機械性）、設備環境（真實設備 vs 模擬器）、多設備關聯分析等手段，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實現區分的。”

“ 當然，現階段的風控系統有一些反欺詐的規則和模型來識別批量欺詐行爲，可以防範一部分羣控欺詐行爲，但是 AI 手機助手的加入，確實讓識別的難度增加了，一些原來可以識別的模式不再可用，所以需要風控系統持續升級才能應對。”

“ 對於互聯網金融業務而言，反欺詐更加註重身份信息的核實，而不是操作模式上的風險。”

“ 樂觀地講，AI 手機助手的威脅還是相對可控。”

但 phone-use 開源技術框架的出現可能加劇相關風險，“ 開源特性降低黑產技術門檻，容易被用於非法目的的自動化操作。黑產利用模式可能包括：批量註冊養號、自動化薅羊毛/刷量、模擬操作實施詐騙。應對方式上，可以增加操作行爲模式特徵和模型、升級設備指紋、精細化行爲建模等。”

“ 總體來看，AI 或大模型時代確實衍生了不少新黑產類型，比如 AI 內容僞造（換臉/虛假內容）、智能自動化攻擊、AIGC 批量養號等。爲此，風控需要進行升級，比如利用大語言模型能力升級現有的風控模型，增加多模態識別、動態特徵挖掘等風控模型能力。”

“ 目前還有很多未解決的問題，比如黑產技術迭代快導致防禦被動、數據隱私與風控需求衝突、欺詐樣本相對少不足以訓練好的反欺詐模型、安全與用戶體驗難平衡等。”

社區開源動態以及投資機構、行業專家向知危描述的信息都表明，AI 手機助手的真實技術門檻其實並不高。

而據瞭解，“ 跨應用調度 ” 在國內手機行業確實有先例，但後來監管部門叫停，如今行業內已不再輕易公開討論這個話題。

《 UI 智能化與前端智能化：工程技術、實現方法與編程思想》作者甄焱鯤表示，“ 不是友商不會做，而是不敢做、不願做、不能做。豆包的嘗試更像是 ‘ 壓力測試 ’，爲行業探明政策底線和商業雷區，相比功能，其價值更在於推動規則重構。這條路風險極高，但是，在國內鼓勵AI發展的宏觀背景下，或許會是一個精準的破局點。”

豆包手機助手引發的衝突確實超乎想象，目前各方發聲都比較謹慎，與此同時各種假消息和闢謠聲明滿天飛。比如，近期關於 “ OPPO 拒絕與字節合作豆包手機 ” 的市場傳聞，OPPO 就親自回應該消息不實。

實際上，大模型技術引發的 “ 跨平臺調用 ” 類型的商業衝突並非首次，AI 搜索就是非常典型的場景。Perplexity 就曾被多家媒體平臺起訴爬取行爲未經授權。在國內，與 AI 搜索相關的訴訟案例尚未出現，這裏就大致體現出了衝突量級的差異。

甄焱鯤解釋道，“ 區別在於操作深度和商業模式衝擊程度。AI 搜索主要是在信息層面對內容進行摘要和引用，雖然也涉及數據爬取，但不會直接替代用戶的操作行爲和商業決策。而 AI 手機助手能夠直接執行購買、支付等商業行爲，這直接影響了平臺的交易閉環和數據控制權。”

“ 更重要的是，AI 助手取代了人的瀏覽行爲，使得推薦算法帶來的注意力機制被顛覆，這不僅影響廣告收入，還影響流量分發和會員收入。”

“ 通常達成合作的方式是建立數據授權協議，但目前缺乏成熟的行業標準。先例方面，搜索引擎與內容平臺之間建立了 robots 協議和商業合作協議，但 AI 助手的主動操作模式與搜索引擎的被動爬取有本質區別。搜索引擎的爬取是被動的、可控制的，而 AI 助手的操作是主動的、不可預測的，對平臺商業模式的衝擊更爲直接和劇烈。”

黃崇遠補充道，“ 本質區別是，AI 搜索是 ‘ 信息層賦能 ’，而 AI 手機助手是 ‘ 操作層替代 ’，後者對 APP 生態的破壞性更強，因此引發的抵制更激烈。”

AI 手機助手的產業顛覆性巨大，並且可預見阻力將會很大，甚至也會觸及字節跳動自己的基本盤，比如抖音 APP。那麼，爲什麼字節跳動要推出如此激進的豆包手機助手？

郭煒表示，“ 從方向上來看，這絕對是字節未來的一個突破口。”

“ 未來的智能終端一定不再是手機。‘ 豆包手機助手 ’ 其實只是字節在手機上的一個試水而已。不應該過度關注豆包本身，而應該關注 AI 以及未來的交互形式。將來可能不再有 APP 的概念，而是一種基於 Agent 或者某種新型組件的交互生態。”

“ 他們真正要做的是下一代智能硬件，所以絕對會投入巨大精力深挖。”

黃崇遠也持類似觀點，並補充道，“ 從字節內部的 Ocean 團隊的動作（收購 PICO VR、Oladance 耳機等）來看，他們的目標很清晰，就是 ‘ 大模型+超級APP+硬件終端 ’。”

“ 雖然目前有不少應用方在對抗，但這是一個大勢所趨的方向。因爲從人的角度來說，解放雙手，提升效率，讓終端變成一個大的 ‘ 對話入口 ’，讓 APP 變成一個底層工具，這對於人的服務體驗來說，是巨大的效率提升，只不過還需要衡量數據隱私的問題。”

郭煒進一步基於豆包手機助手的原理來佐證，“ 之前人們提到的所謂 ‘ 豆包建立了獨立於應用沙盒的通信管道 ’ 的理解，應該是不準確的。”

“ 實際的技術實現邏輯是：它直接在安卓底層模擬了一個手機屏幕。這個屏幕對於用戶是不可見的，用戶只有通過點擊中間的狀態欄才能把它調出來。所以它完全不需要一個物理屏幕。它在後臺模擬這個屏幕後，大約每隔 3 秒會截一次屏，並將截圖發送到雲端進行 AI 解析。雲端解析完成後，會返回下一步的操作指令，可能是點擊、拖拽或挪動。它再把這些操作反向作用於那個模擬屏幕。”

“ 可以理解爲，豆包在操作一個 ‘ ToDesk ’（遠程桌面控制），只不過這個 ‘ ToDesk ’ 的屏幕用戶看不見。基於這種邏輯，這個虛擬桌面理論上是可以操作任何內容的，這也就解釋了它爲什麼擁有如此高的權限。”

“ 按照這個原理，智能終端最後發展的形態並不必要是手機。它現在有屏幕，會讓第一批用戶覺得安全一點或提供習慣轉換的緩衝時間。但等用戶熟悉以後，比如假設將來 PICO VR 和豆包手機進行結合，那用戶戴着 PICO VR，其實操作的也是用戶的手機，這時是不需要屏幕的。”

“ 如果再放寬一些，它甚至不一定是在用戶本地設備上，也可以是雲端的一個虛擬服務，道理是一樣的。”

這其實相當於互聯網流量從各個孤立的 APP 重新彙集到統一的 AI 交互界面，幾乎等於是行業重新洗牌。

而且，用戶接收到的信息並不是原始的，而是經過了大量的二次處理。這是否意味着這個流量池的總量其實是變小了的，商家競爭將會變得更加激烈？

郭煒表示，這個問題其實要辨證地看，“ 首先，這個變化未必完全等同於 ‘ 洗牌 ’。人們現在刷抖音，也不可能刷 24 小時，但眼鏡可以戴 16 到 20 個小時，耳機也可以連續戴 8 個小時。所以，它對人的佔用和交互時間會更長。只是目前這種形態的具體形式和價值還沒有完全被找到。”

“ 所以，很容易理解現在市面上爲什麼會卷智能眼鏡。當然，目前的 AI 眼鏡產品都還是過渡產品，強調錄像、拍照功能而不強調交互都是本末倒置，還費電，用綠光來顯示內容也對眼睛健康不利。交互和屏幕設計一定要做好，它既不能影響我正常看東西，又要讓我方便地看到我需要的信息，這並不容易。更不用提重量這個顯而易見又常被忽視的問題。”

總體來看，郭煒對未來保持樂觀，“ 我已經在豆包身上看到了一些苗頭。接下來是誰來接這個棒繼續往下走，還很難說，但很可能會像 iPhone 當年一樣，引領一次大的變革。”

“ 如果 AI 助手形態最終定型，它確實會成爲一個新的流量入口。但最終還是要看誰能真正解決問題，大家纔會明白該怎麼做。”

AI 智能終端需要解決什麼問題？這個發展趨勢可能再一次戛然而止嗎？

對於後者，郭煒給出了否定的回答，“ 一旦這種新的硬件場景出來之後，發展就是不可逆的。爲什麼豆包手機這麼火？其實就是因爲這就是用戶最終的需求，是不能違背的。”

“ 因爲說實話，移動互聯網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頻繁地點手機屏幕這個動作本身就已經很反人類了，特別是像比價這種場景。人永遠是懶的，能更簡單地辦成一件事，就不會願意去點一堆 APP 再把事情搞完。所以用戶一定會去找更簡單的方式來解決問題。對用戶來說，最簡單的方式不是點屏幕，而是自然語言，是視覺，是聽覺。這正是從最終用戶角度要解決的問題。”

“ 下一代流量入口的爭奪，一定會讓人們用更簡單的方式來使用 APP。GUI 這種方式，在這個過程中會慢慢落後於時代。”

甄焱鯤表示，最終對剛需的判斷還是在於用戶個人使用手機無法完成的事情，因人而異，“ 對於操作手機不熟練、接觸時間不長的中老年人，AI 手機助手的剛需可能更側重：找到、安裝並使用 APP 解決具體的問題，例如：醫療保險異地備案。不僅是操作，還包括資料的管理、信息的生成、表單的填寫等。”

黃崇遠表示，“ 移動端生態一定會將孤島打破的。對於用戶來說，在乎的是整個使用流程是不是更加順暢、便捷、高效，體驗更加良好。生態孤島不是用戶的訴求，用戶並不在乎。但短期來看，AI 的完全託管也不是一個剛需，因爲人的習慣遷移是需要時間和教育過程的，部分人甚至是在有意識的在對抗 AI，避免形成依賴。”

郭煒則認爲，這個教育可能已經在手機以外的場景完成了，“ 現在新能源車幾乎全都配備了語音控制，比如通過語音把車窗打開，已經成了標配。開車、行走的時候使用手機，往往操作困難或有風險，如果用豆包如果配一個眼鏡或耳機，就很容易實現了。”

從博弈的角度來看，在這個賽道里大家也已經沒有太多猶豫的時間，“ 尤其是在中國這麼卷的環境裏，只要 AI 助手廠商先拿到大量最終用戶，就有極大的談判優勢，到時沒有一個 APP 廠商不會屈服。如果不屈服，就會有新的 APP 出現，去對接 AI 助手獲取的用戶，舊 APP 原來的領頭作用可能就消失了。”

黃崇遠補充道，“ 先發優勢一方面是佔據了定義權，另一方面是更加前置的技術積累。當行業順利發展，先發的優勢就會很明顯。行業認知、市場口碑、技術積累，以及生態夥伴的壯大，都會帶來額外的議價權。”

一家大數據基礎設施企業級 SaaS 公司創始人王通（化名）向知危表示，“ 以中國的製造能力以及在智能領域的突破能力，再加上政策環境相對寬鬆，相對於全球來說，在 APP 和最新技術領域，對個人隱私的限制沒那麼嚴，而且從個人角度來看，大家對隱私的在意程度也沒有那麼高。我相信如果下一代 iPhone 不好好努力，下一個劃時代手機可能會在中國出現。”

而且，這個賽道的玩家可能不僅是對未來焦慮，對現狀也存在焦慮。甄焱鯤表示，“ 傳統 APP 應用生態，因爲流量天花板和增長阻滯，迫切需要新的商業動力，進一步推升了 AI 應用成爲破局點的可能性。” 以字節跳動爲例，他們目前一個主要挑戰是核心業務遭遇天花板。首先，抖音國內日活（ DAU ）增速從 2020 年驚人的 50%（基於 TechCrunch 和 CNBC 的報道），到今年已經降至 6%（據雪球分析）。競爭對手的威脅也很大，微信視頻號月活在 2022 年就達到了 8 億，超過了抖音。

“ 對於互聯網公司，可以認爲公司價值 = 用戶時長 x 變現效率 × 市場預期（資本市場對未來增長潛力的溢價，例如高成長公司可能獲得更高的估值倍數）。當用戶時長見頂，必須重構變現效率和市場預期，豆包 AI 手機助手是能同時提升兩者的槓桿。”

既然趨勢不可逆，那麼在新趨勢下，各類 APP 該如何存活或藉機重獲競爭優勢？傳統互聯網生態的常見變現玩法將經歷什麼變化？

一旦趨勢開始啓動演化，所有 APP 廠商都要開始行動起來，郭煒表示，“ 比如淘寶不配合，但可能京東配合，那將來這個入口的流量就會被京東拿走。即便大廠都不配合，也可能一些新的或中小垂直電商會配合，比如得物、噹噹等。如果要預估演進的速度有多快、多徹底，可以參考如今 AI 搜索替代傳統搜索的速度和程度。”

“ 中小 APP 廠商如果選擇擁抱這個路線，可以爲豆包做一些 GEO 優化或特殊場景的適配，讓自己更可能被選擇和使用，從而在新的流量入口中佔據優勢或先機。比如，APP 廠商可能針對豆包做非常方便的 API 和搜索、Agent 交互設計。也可能是直接通過語音、文字或者一段總結來回答用戶的問題，而不是通過圖片。這樣操作起來比直接去傳統電商用屏幕搜索，反應更快、速度更高、質量更好。自然而然，它會被豆包排在前面。”

豆包手機助手在使用過程中會自主關閉廣告，這其實也暗示了一個趨勢，也就是說，原來 APP 上各種廣告貼片、彈窗，在新趨勢下爲了優化 AI 助手的使用，APP廠商也可能會選擇減少、優化甚至清除廣告，“這是必然的，因爲交互方式發生了徹底的變化。”

黃崇遠表示，“ 傳統的廣告投放做法對於消費者來說，確實很多時候是一種 ‘ 繞 ’ 不過去的打擾。從 AI 手機覆蓋的範圍和趨勢來說，預計能影響到 30% 以上。”

郭煒補充道，“ 損失的廣告收益可能會通過 GEO 或其他形式來變現，即便投廣告也不會再用舊方法。”

黃崇遠持相同觀點，“ AI 自動化變成了流量的最上層，取代了人的頂層流量邏輯，所以 ‘ 廣告 ’ 需要上移投放到 AI 這一層，不一定是目前這種形態，可能更加‘原生’，即讓用戶更加容易接受，並且一定是可以給用戶帶來更加有用的信息。”

“ 其次，以比價爲例，哪怕價格一致的情況下，AI 手機助手如何排序以及商品選擇建議等，本身也具有商業化的潛在空間。對於用戶來說，如果 ‘ 廣告 ’ 能藏得更深，並且對於其體驗和訴求滿足沒有壞處，其實無所謂了。”

AI 比價功能也是廣告之外的一個受到熱烈討論的爭議點，黃崇遠補充道，“ 比價其實對於用戶來說是利好的，只不過背後關聯了很多利益衝突，例如比價可能會倒逼不同企業進行惡性降價、壓縮利潤空間，以及引起數據泄露風險等。但是從長遠的角度來看，利好用戶的趨勢是不變的，這也意味着大勢不可逆。但是需要找到好的解決方案，例如數據合理授權、數據使用付費、國家制定法規、約束合理使用邏輯等等。”

甄焱鯤表示，“ 在新趨勢下，用戶注意力經濟的損失是實打實的，價值迴歸服務本身而非用戶注意力將成爲趨勢。”

“ 假設服務本身的價值無法被用戶認可，AI 助手調用的 APP 會被用戶卸載，或者基於用戶的選擇造成同質化 APP 調用幾率降低，附加的新廣告形式、新流量分配機制、新收費模式和數據價值回報等，都將無法成立。”

“ 長遠來看，和 A2A 協議類似，面向用戶的數據供給，會逐步升級爲同時面向 AI 進行數據供給。”

“ 在 AI 能力尚未完全準備好的今天，快速搶佔入口，積累數據、經驗，培養團隊、人才，對於大公司來說勢在必行。但是，對於中小企業，在技術沒有完全成熟時，最好的選擇要麼是觀望、要麼是短平快的方式掙錢。所以，國內 AI 公司應該根據自己的生態位、現金儲備、發展情況做出理性且正確的判斷，不能盲目跟風。”

“ 但也不要小看這場流量入口戰的殘酷性，表面是技術之爭，實質是商業規則重構。GEO 市場的演進揭示了殘酷真相，當服務變成自動執行的動作，90% 的中間環節將被消滅。未來的贏家不是流量最大者，而是能在 AI 決策鏈中佔據關鍵節點者。”

“ 對普通企業而言，最危險的不是技術落後，而是用舊地圖尋找新大陸。當對手不再爭奪用戶點擊，而是爭奪 ‘ 幫用戶自動完成任務 ’ 的權利時，遊戲規則已經徹底改變。生存的關鍵，在於看清這個本質：在 AI 時代，最好的流量入口，是讓用戶感覺不到入口的存在。”

除了 APP 廠商，另一個可能在新趨勢下受益的羣體是開發者，據瞭解，字節跳動目前也在吸引第三方開發者將服務和應用集成到豆包手機助手，甄焱鯤表示，“ 開發者通常是弱勢的，在豆包手機助手給開發者提供開放 API 時，應該是一個很好的入場時機。”

“ 但是，影響開發者最大的問題有兩個。第一個問題是開發的應用如果依賴豆包提供的能力，一旦豆包被封殺或關閉 API，開發者的付出將付諸東流。由於AI輔助編程大幅度降低了開發者成本，這個問題應該不難解決。第二個問題是豆包如何快速建立利益分配機制，讓開發者掙錢，這纔是影響開發者參與的最大門檻。一旦參與的開發者多了，豆包手機助手能做的事情也就多了，單靠豆包去建設應用生態是高成本且緩慢的。”

郭煒總結道，“ 現在互聯網、移動互聯網已經沒有太多創新空間，流量幾乎都被大平臺收完了。對中小APP廠商而言，新的平臺就是一次改天換地的機會。如果我是中小電商平臺，一定會 All in，All in 之後，有可能成爲下一個電商時代的拼多多，只不過是在 AI 時代的拼多多。”

AI 助手對互聯網生態的顛覆性，涉及到的巨大利益，以及對原有優勢佔位者的威脅，註定了豆包手機助手本身將面臨最爲殘酷的競爭。

王通表示，“ 監管主要會關注安全問題，不會直接叫停創新。中國對創新敏感度很高，尤其在 ToC 領域。所以通常的做法是先跑起來，出現問題再逐步完善規範。這也是中國能湧現出很多優秀移動互聯網創業公司的原因。”

所以，肯定會有新的競爭對手出現。那麼，誰最有資格上桌，參與 AI 手機助手或 AI 終端助手的競爭呢？知危發現，這個問題的分歧性是最大的。

黃崇遠認爲整體格局不會有太大變化，終局也將是百家爭鳴式的，並會緩慢地實現，“ 首先，肯定是安卓生態下，蘋果生態註定無法做到很 Open 的事。其次，一定是具備一定的 AI 認知，有一定軟硬件技術能力的廠商，並且還需要有一定的用戶體量，算下來的話，也就是當前的頭部手機廠商比如華爲小米 OV 榮耀這幾家具備這種條件了。”

“ 從演進過程來看，AI 助手一定是先從單一 APP、從一些系統淺層任務比如鬧鐘、日曆、天氣等手機廠商自身可控的系統 APP 入手，再慢慢地到一些外部 APP，再逐步覆蓋整個終端。但頭部廠商還是會忌憚監管風險，國內手機廠商（如華爲、小米）自身擁有 APP 生態，激進的跨應用操作會 ‘ 左右手互搏 ’。”

“ 接下來的發展可以分爲三個時期。短期內 APP 廠商繼續強化風控，做 AI 自動化的對抗，甚至更激進點，屏蔽硬件對於 APP 的使用授權。中期 APP 廠商預計會走合作的道路，因爲各家廠商其實都想做，只不過有些技術還沒有到位，有些被先發搶了。所以中期一定是一個手機廠商與頭部 AI 企業各類合作百花齊放的狀態。長期來看，一定需要法律法規去做亂象約束，其次就是要在這個邏輯中找到新的商業模式，畢竟做任何事，最終還是需要有投入產出的 ROI。”

甄焱鯤持類似觀點，“長期來看，真正贏家將是那些把監管約束轉化爲產品優勢的公司，如同蘋果將隱私保護變成賣點。”

但甄焱鯤也認爲，需要海外廠商先做出表率，“ 在移動端生態中，最適合做 AI 手機助手的是操作系統和硬件廠商。因爲，這類廠商不僅掌握着海量的用戶（應用分發渠道），同時也能夠從硬件和操作系統底層提供最豐富的上下文和操作接口。用最豐富的上下文能讓 AI 理解用戶和場景，用最豐富的操作接口能讓 AI 能夠真正解決用戶的實際問題，這樣才能帶來用戶價值。”

“ 但是，當下操作系統和硬件廠商仍然被傳統應用的慣性所裹挾，無法讓應用生態立即參與到這場變革中去。可能的演進過程，大概率是蘋果、谷歌等巨頭做出成功案例，其它廠商再行跟進，AI 應用逐漸繁榮，倒逼傳統應用不得不妥協、變革、開放。這一定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就像當年的數字內容幹掉很多傳統內容一樣，有的廠商固步自封被歷史淘汰，有的廠商成功轉型依舊繁榮，這個過程中勢必有很多間隙，讓有理想、有能力的企業家借勢崛起。”

對比鮮明的事，郭煒的觀點最爲激進，並認爲發展速度將是極快的，“ 手機廠商其實不敢輕易嘗試，因爲既得利益關係複雜，所以豆包自己做手機。在這個賽道上，有資格進入的玩家不一定是手機廠商，而是大模型廠商，因爲競爭的核心是大模型。”

“ 大模型廠商在硬件上可能還需要承擔一些成本，但對他們來說，基於 AI 做手機比反過來要簡單。換句話說，他們天然有成本優勢，因爲可以調用自己的大模型。”

“ 豆包之所以不敢大量發貨，我相信是經過成本覈算後的結果。並不是說它做不出手機，而是手機做出來之後，如果想讓豆包手機流暢使用，背後豆包的大模型 API 和解析調用量非常巨大，成本很高。”

“ 比如對於單個用戶，假設每 3 秒截圖進行處理，豆包手機每天使用 8 小時，一個月就要花費百元以上，當然估計會有一些優化措施。但哪怕一個月只有 10 元成本，並通過燒錢大戰去搶大量用戶（這也是大廠大概率會用的策略），這個成本也會很驚人。”

“ 所以，競爭門檻其實不在於技術本身，而在於大模型使用的門檻，此外還包括 GPU 供給等。”

“ 如果手機廠商不擅長自建大模型，勢必需要用外部大模型和各種 API，這就要付出極高費用。所以對手機廠商來說，剛開始不一定能賺這筆錢，可能就像當年的 Nokia 一樣，不一定認爲安卓是自己的方向。只有像 iPhone 或豆包這些原本沒有負擔的廠商，上來就 All in 一個新的形式，纔會創造出新的產品。否則大家還會用原來的 Nokia，最多做個 Windows Phone。所以手機廠商受制於現有經濟結構，綁在原來的業務上，很難跳出來做新的嘗試。”

此外，phone-use 框架也不是沒有門檻的，王通解釋道，“ 比如豆包手機助手發佈不久後開源的 phone-use 框架，跟豆包差遠了。豆包在底層操作系統上做了很多改進和優化，模型和 API 也做了專門的適配和優化。這個開源框架沒有底層權限，它只能在手機屏幕上截圖做操作。本質上，它的技術門檻也不高，甚至比豆包更低，從演示來看用戶體驗也一般。”

大模型廠商不僅能夠跨越競爭門檻，另一方面，它們也會有很強的入場意願，郭煒表示，“ 現在中國的大模型增長已經遇到了瓶頸。特別是創業公司比如月之暗面等，它們其實缺一個抓手。如果光做問答助手，怎麼賺錢，賣給誰？通過 B2B 賣給企業，市場不夠大；賣給海外，海外有 ChatGPT，競爭不過。所以對它們來說，要麼像 MiniMax 做垂直應用、做視頻等，要麼就得另謀出路。其實AI助手這件事本就應該是它們做的，而不應該僅僅靠豆包去做。”

“ 創業公司一般很難支撐燒錢大戰，但也可以採用訂閱模式，即便如此，他們相對於需要調用 API 的廠商也會有低價優勢。”

“ 還有一種更靈活的方式，所謂 ‘ 羊毛出在狗身上 ’，也就是不需要用戶付費，而讓 APP 廠商付費。對於新的流量入口，擁有大量用戶和數據的傳統 APP 有資格向大模型廠商收錢。但一旦大模型廠商積累了足夠的用戶，對於希望適應新入口的新型 APP，爲了從大模型廠商獲取用戶，除了 GEO，也可能直接向大模型廠商付費，從而大模型廠商就有底氣免費向用戶提供 AI 助手服務，就和現在應用市場向 APP 廠商收錢一樣。”

“ 對於大模型廠商來說，付出這部分成本比只給用戶提供問答服務更有意義，因爲它直接關係到錢，離最終決策和購買更近，畢竟手機使用大模型很容易觸發交易。光做問答服務再怎麼優化，離錢也遠。”

“ 如果我是大模型廠商，我會覺得既然豆包已經打樣了，應該趕緊在這個方向上嘗試。在中國做手機，其實可以聯名操作，就像豆包那樣，中興、一加等手機廠商也都樂於做這種嘗試。當然，相比之下，字節原來也有錘子手機、PICO VR 等硬件基礎，它的站位相對更好一些。”

前面提到，阿里系應用屏蔽豆包不只是出於安全的考慮，背後也可能是競爭性因素，加上阿里原本也是國內頭部大模型廠商，就不難理解了，“ 阿里限制豆包手機使用，背後的考慮可能就是，限制流量入口，自己來做。淘寶要擁抱這個趨勢，要麼也推出 AI 助手，要麼自己出款手機，而且也只能在這個層面上跟豆包競爭，而不會在 APP 層面上競爭。阿里不會這麼傻，以它的能力，它會做的。將來字節系和阿里系之爭，就是手機入口甚至智能入口之爭，當然說白了還是流量入口之爭。”

“ 淘寶本來就被字節的電商業務壓制得差不多了。如果淘寶在新一代智能硬件上跟不上，字節絕對會全力以赴。對字節而言，這是彎道超車的機會。豆包手機也不會停留在目前的樣子，而是會不斷迭代。我估計到明年六個月或至多十二月以內，豆包手機的完整形態就會出來。”

對於阿里是否會入局，甄焱鯤表示，“ 現下，阿里的 Qwen APP 的用戶量及增長勢頭不錯，但是，在阿里雲的產品中，這只是一個實驗性質的項目。而讓一個實驗性質的項目去競爭一個戰略型產品，顯然並不現實。但是，阿里在生態位上需要入口和流量。從長遠看，AI 助手賽道阿里勢必要參與競逐。”

郭煒繼續說道，“ 此外，基於鴻蒙生態，華爲也還是有實力在這個賽道上爭奪利益。其它手機廠商受限於模型，而大模型廠商能給類似華爲這樣的全生態廠商提供足夠玩法。如果華爲的玩法行得通，後續其它手機廠商也會有潛力。關鍵還是看，誰能把新型手機真正落地。” 目前，華爲已經在 HarmonyOS 6（ Mate X7 手機）通過 A2A 協議對接超過 80 款鴻蒙應用。

“ 對於整個賽道，預計再過三年，這件事就成型了。”

大模型廠商的競爭結局通常是贏家通喫，黃崇遠則認爲，新流量入口時代下一定不是一家能夠喫下的，“所謂生態就一定是各方共贏，特別是消費者端不能忽視了。”

黃崇遠指出，A2A 協議作爲合適的技術手段，可以促進這種格局的形成，“ 在 A2A 協議下，各自的 Agent 有邊界但有交互，從而實現百花齊放。AI 搜索的 GEO 是一個典型代表，是一個目前很多 AI 廠商正在切入的一個邏輯，控制了便捷範圍，又是 AI 所擅長的語義理解，以及打傳統流量邊界的邏輯。”

“ A2A 協議是當前最可行的解決方案，能同時解決安全風險與利益衝突，但需監管推動與行業協同。華爲的行動具備示範效應，進一步需要統一行業標準（如授權接口、分成比例），避免 ‘ 各搞一套 ’。”

“ 大模型廠商需放棄 ‘ 激進爬取 ’ 策略，接受生態共治，可能也是生態平衡的一種解決方案。”

關於 “ 各搞一套 ” 這一點，郭煒補充道，“ 現在的 A2A 協議沒有國際認可的標準（但 MCP 就有），大家都自己定義，都覺得自己的有道理。其實也就是兩邊通過 API 傳輸一些內容，帶一點上下文，還不夠完整。從開發者角度來看，整個環境很混沌，不知道用哪個，每個都有問題。”

甄焱鯤認爲，A2A 協議是必要但不充分的解決方案，“ 就像給高速公路裝了 ETC 閘機，但沒解決 ‘ 過路費該收多少 ’ 的問題。要真正破局，必須同步推進三個方面，除了完善 A2A 協議（華爲已領先）以及出臺強制分成比例，還需要建立數據定價市場，但數據定價市場目前在國內還基本是空白。”

但對於長遠的未來，甄焱鯤還是有更樂觀的設想，“ 預計在短期內（ 1-2 年）， A2A 方案在華爲系設備上可行，但生態規模有限。預計鴻蒙設備覆蓋率 30% 時（約 3 億臺），可形成健康循環。其他手機廠商因缺乏操作系統控制權，難以複製該模式。到中期（ 3-5 年），若能建立跨廠商 A2A 聯盟（比如華爲+小米+OPPO 等），並配套出臺《 AI 服務定價指引》，可解決 70% 的安全與利益衝突。關鍵看法律法規層面能否明確 A2A 的法律地位。當然長期風險也存在，最大的隱患不是技術，而是商業抵制導致生態分裂。未來可能出現兩個平行世界：華爲系的 A2A 規範生態，安全但功能保守，其他安卓系繼續封殺激進 AI，或轉向更封閉的 ‘ 小程序+AI ’ 模式。”

“ 我個人比較傾向於：國內擁有自主的移動端手機操作系統，並在這個系統基礎上形成行業共識的標準、規範。在這個 AI 應用爆發的年代，傳統應用即將被 AI 應用替代，正是一個百廢待興的時代，如果有企業能夠填補國產手機操作系統空白，並藉助 AI 應用快速催熟應用生態，將極大促進中國移動端市場向新時代邁進發展。”

“ 華爲鴻蒙操作系統確實是目前國內最接近 ‘ 自主可控移動端操作系統 ’ 的。鴻蒙的分佈式能力、跨設備協同和端側智能框架，也確實更貼合 AI 應用形態重構的需求。然而，操作系統能否成爲時代平臺，決定性因素並不在於 ‘ 是否自研 ’，而在於 ‘ 是否形成生態共識 ’。”

“ 儘管鴻蒙在國內市場份額已經超過 iOS 位於第二（第一是 Android ），但其原生應用數量、國際主流應用覆蓋、全球開發者參與度和多廠商採納程度，與 Android 和 iOS 仍存在明顯差距，尤其是在全球市場和跨國應用生態層面，尚未形成事實上的行業標準。換言之，鴻蒙已經解決了‘有沒有’的問題，正在攻克‘好不好用、願不願意爲其開發、是否值得長期投入’的問題。”

“ 在 AI 應用即將重構傳統 APP 的關鍵窗口期，鴻蒙確實擁有一次難得的‘換道競爭’機會。如果能以 AI 原生能力降低開發門檻、催生新的應用範式，並在國內率先形成穩定、可複製的生態正反饋，它有潛力成爲中國移動端進入新時代的重要底座。但從當前階段看，它仍是一項戰略上正確、技術上成立、生態上尚在爬坡期的系統，而非已經完成歷史使命的‘行業共識標準’。”

可以看到，要達成穩定的終局，技術條件的滿足只是表面，利益衝突問題的解決纔是根本。

黃崇遠表示，“ 這些利益衝突涉及 APP 廠商、手機廠商、AI 助手三方的利益如何平衡分配的問題，甚至還有開發者、消費者用戶的參與，涉及數據授權、聯盟分成、廣告分成等。”

“ 一個好的解決方案是，用戶先做數據授權（用戶自己決策），APP 向 AI 助手進行數據授權以及開放操作權限收費，AI 助手給終端提供分成，AI 助手通過增值能力向用戶收費（提升效率），從而形成商業閉環。”

“ 海外暫時沒有案例可參考，在這個領域的應用走的比我們慢，但是他們的法律法規的一些邏輯是值得借鑑的。”

甄焱鯤認爲，利益衝突的解決需要等待一個關鍵時刻，“ 傳統應用的用戶注意力收益被削弱，AI 應用的收益模式不明確，只有在 AI 應用的收益模式的規模或效率顯著大於傳統應用，才能形成新的利益分配方式。”

“ 比如對於當前，最務實的路徑其實是：在鴻蒙生態跑通 A2A 商業模型，用實際數據證明 ‘ 開放比封閉更賺錢 ’。例如微信發現開放 A2A 接口能讓視頻號帶貨轉化率提升 20% 時，抵制自然瓦解，這需要耐心。”

這些做法非常 “ 協議文明 ”，但通常不是國內廠商的第一選擇，“ 簡單來說，國內移動端生態完全有能力解決 AI 助手帶來的這些矛盾，但大家都不太願意坐下來好好談。現在的巨頭們更喜歡直接用技術手段把對手 ‘ 封殺 ’，而不是一起商量一個大家都接受的規則。”

“ 要打破這個僵局，除了讓老玩家也能賺錢，還需要政府出手定規矩。並且，要推動用戶積極做數據授權，廠商也可以給用戶 ‘ 發糖 ’，而不是隻等用戶自願參與。也就是說，普通用戶的數據被 AI 用了，也應該有收益。比如可以設計個 ‘ 數據紅包 ’ 功能，用戶能選擇把這筆錢提現，或者捐給自己喜歡的創作者。讓老百姓真正感受到：我的數據我做主，還能換真金白銀。”

“ 國外的經驗告訴我們：世界上沒有完美的分錢方案，只有不斷調整的平衡術。比如 AI 賺 1 塊錢可以這樣分：數據提供方（ APP ）拿 4 毛，AI 公司拿 3 毛，用戶拿 2 毛，剩下 1 毛放進公益基金。這個比例不是死的，要像菜市場討價還價一樣，根據實際情況動態調整。”

“ 最可怕的不是分錢不均，而是分錢過程藏着掖着。就像小區物業費去向不明，大家肯定不放心。可以學學歐洲的做法：所有 AI 的決策記錄都要像記賬本一樣公開透明，允許第三方隨時查賬。”

在海外，目前最受關注和期待的 AI 助手產品應該是 Apple Intelligence。目前，Apple Intelligence 在海外已經小規模落地了，主要是比較受限的簡單功能，比如特定界面中調用寫作、實時翻譯、消息回覆建議、網頁摘要等，Siri 本身沒有大模型能力，只能機械地調用 ChatGPT，還很不穩定，更不具備讓AI操作手機、電腦的能力，可以說比谷歌搜索還保守。

在甄焱鯤看來，這是適合蘋果的節奏，“ 蘋果近幾年大概率不會推出豆包式的激進 AI 助手。但在推出時，將不是功能的勝利，而是生態治理範式的勝利。可以參考蘋果應用商店的成功，在 AI 時代，蘋果可能會去構建一個讓所有參與者（用戶、開發者、平臺、監管者）都能接受的規則體系，在這個規則體系下，藉助其市場佔有率和品牌號召力，爲生態注入更多利潤作爲繁榮的催化劑。”

消費者權益的考慮終歸難免相對滯後，利益格局下，AI 模型是否還能保持客觀？如果不夠客觀，如何保證服務質量和風險控制？消費者羣體難免會有這層擔心，畢竟我們已經見證過商家爲快速提高自身品牌曝光，通過黑帽 GEO 污染 AI 搜索，是多麼容易的事情，“ 有利益驅使時，很難確保過程中的人爲干預：提示詞、准入服務門檻設定、決策機制等都有可能影響 AI 的輸出。平臺可能因爲利益，傾向於將服務機會分發給高收益的服務商，但是，一般而言前提是服務商提供的服務質量不能明顯低於其它服務商。”

“ 最嚴重的情況是平臺和服務商共同侵害消費者，對於這種風險以往以大數據殺熟爲例，平臺和服務商總體上利益最大化，受害者是用戶。”

“ 當然，前面提到的賬本公開做法，這纔是防止 AI ‘ 偏心 ’ 的根本辦法。”

這自然是非常理想的情況，但在達成和平談判終局之前，各博弈方還是會默認 “ 叢林法則 ” 優先，其中奪取先發優勢的重要性值得一再強調，“ 豆包的激進策略本質是一場高風險高回報的生態位躍遷實驗。短期代價是得罪所有超級 App、面臨監管處罰、用戶信任受損。但若押注成功，長期來看，字節將從 ‘ 應用商店裏的租客 ’升級爲 ‘ 操作系統時代的房東 ’。這是精心設計的戰略槓桿，用最小成本撬動最大行業變革。”

“ 當所有玩家被迫圍繞豆包制定規則時，字節就贏了生態定義權。比如當豆包先覆蓋 30% 高端手機用戶，APP 廠商將被迫適配。然後就可以打造數據飛輪，越多 APP 接入，豆包決策越精準，吸引更多用戶。最後，豆包把控規則制定權，首個建立跨應用標準的企業將主導分潤比例。”

“ 對字節而言，這不是 ‘ 要不要激進 ’ 的選擇，而是 ‘ 不激進就等死 ’ 的必然，參考滴滴的例子就知道先發優勢的重要性以及競爭有多殘酷。在 AI 入口爭奪戰中，議價權不來自道德正確，而來自不可替代性。”

“ 即便目前看似剛需性不強，也沒關係。互聯網史上所有革命性產品（比如iPhone、微信等）最初都被質疑 ‘ 非剛需 ’，但最終它們重新定義了什麼是 ‘ 剛需 ’。”

郭煒補充道，“ 在中國這樣的商業競爭環境下，相比海外，這種更新換代甚至徹底顛覆的過程會更快、更順利，就像當年的中國移動互聯網一樣。”

“ 中國現在整個移動互聯網的基礎，比美國和其他地方都要好很多，現在是全球最發達的。對於 AI 智能終端，無論將來發展的結果是 Agent 形態還是某種新型 APP，下一代形態一定是基於現有的移動互聯網。”

這種新科技趨勢下變革的徹底性、顛覆性，確實能恰當描述海內外的商業環境差異，甚至能體現在每一個個體的消費心理中。

郭煒表示，“ 比如爲什麼蘋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發展如此慢？我近期剛聽了一個全球著名 AI 隨身硬件公司的分享，正好提到這個問題。要知道，海外對個人隱私的保護之嚴格是無與倫比的，寧可沒有這個功能，也不會採集任何個人手機的數據。哪怕是像豆包手機那樣，把屏幕截下來傳到雲端，還有比價這樣的功能，在海外都是會被罰的，蘋果內部的 regulation 也會進一步帶來限制。”

“ 而且，海外用戶也會覺得這是對他們的冒犯，寧可不方便，也要保護自己的隱私，用戶習慣本身就不一樣。”

“ 所以，那種非常徹底的顛覆式創新只有在中國和一些東南亞國家會發生，因爲這些地方更傾向先開放和迭代。就像豆包手機一樣，它做了很多創新，也有很多問題。一般是等逐步收斂解決這些問題後，再去做全球化。如果不做這一步，可能新的硬件形式是什麼都不知道。”

黃崇遠持相同觀點，“ 國內的應用研發的效率是很高的，人口多市場也大，很多時候是需求和市場驅動技術，所以往往很多新的創新齊頭並進，法律法規還沒有 ‘ 反應 ’ 過來的時候就已經鋪天蓋地了，後面法律口子、風控口子纔會逐步完善。這是好事也是壞事，好事就是很容易創新，能夠經歷足夠的論證，壞事就是中間過程中會引起很多問題。而海外很多時候是風險合規先行，技術再跟進，就會很滯後。”

甄焱鯤補充道：“ 國外的 APP 生態不如國內發達，大量信息停留在更開放的 Web 生態中，問題發生的概率會更高。國內的 APP 生態發達，大量信息停留在各大超級 APP 的封閉領域內，豆包作爲一個現象級產品並不具備普遍性，問題發生的概率會更低一些。”

截至目前，海外的 AI 產業已經發生多起大模型廠商、AI 應用廠商和傳統媒體平臺之間的版權糾紛。比如，OpenAI 與《時代》雜誌、《華爾街日報》於 2024 年達成高額授權協議，以引用這兩家機構的資訊數據。但 OpenAI 也一直和《紐約時報》僵持不下，《紐約時報》甚至要求 OpenAI 提供 2000 萬條 ChatGPT 用戶聊天記錄，OpenAI 則堅決反對，但最終被法院裁定要求提交，目前糾紛仍未徹底解決。類似地，在近期，華納音樂與 Suno 平臺達成版權侵權訴訟和解，音樂人可以自由選擇是否授權 Suno 使用其作品進行 AI 音樂生成。

甄焱鯤表示，“ 這些案例提示我們，當 ‘ 豆包們 ’ 不再試圖 ‘ 顛覆規則 ’，而是成爲 ‘ 新規則共建者 ’ 時，三方利益平衡纔有可能實現。這需要大公司放棄短期壟斷收益，換取長期生態繁榮。”

王通表示，“ 相比之下，中國本身對知識產權保護程度沒有海外高，一方面這對於創業和新興事物是優勢，但對於傳統媒體和原創信息保護很弱，創作者很難通過法律手段保障自己的知識產權，基本是被白嫖。結果是，現在中國傳統雜誌基本上消失，只剩一些內刊，甚至如今手寫稿在中國只剩不到 1%，全球可能還有 10%。甚至國內的音樂玩法也變了，現在很多音樂製作人自己用 Suno 來創作，也顯得很激進。”

“ 對應到豆包手機事件，它也可能會白嫖一些傳統 APP。如果有些 APP 不願意被白嫖，也可能會有其他 APP 願意上來被白嫖。到最後，會像養蠱一樣，通過各種競爭和試探，最終冒出幾個 ‘ 蠱王 ’，這是中國的玩法。”

版權保護不足，可能不利於內容生態的良性發展，長期來看是否會影響大模型的質量？海外的 AI 編程工具中，其實面向專業用戶的 Cursor 比面向小白用戶的 Lovable 更成功，Cursor鼓勵專業人員與 AI 對話，這樣也能持續積累更多優質數據，也讓 Cursor 創造了從套殼 AI 公司到自研大模型的神話。相比之下，國內產品似乎整體上更加面向小白用戶，“ 中國最擅長做消費級應用，使用者大多是小白用戶，所以玩法和海外不一樣。”

“ 從大模型角度來看，中國在原創方面不是領先者而是跟隨者，未來幾年也是如此。就像中國做互聯網時，基礎框架和核心創新最初都是美國的。”

“ 中國會先把應用端跑起來，發展到大規模後，再反推基礎建設。就像移動互聯網一樣，中國的基礎設施之所以強，是因爲用戶量起來後，迫使底層技術、數據、基礎代碼、開源項目發展起來。美國則通常從基礎開始再慢慢經過幾個層次推到最終應用。”

“ 所以，不用太擔心基礎模型的問題。以現在中國模型的水平，其實已經完全夠小白用戶使用了，不需要再更強的模型。”

“ 只有像我們這種寫代碼的、偏專業的用戶，才能明顯感覺到國內模型不行，海外模型準確率更高、幻覺更少。中國大模型編程能力跟海外目前差兩年以上，這不是我的意見，是中國 AI 圈專家的總體看法。”

“ 比如我們公司的程序員，沒人會用中國大模型做編程，畢竟還不如自己動手編，從用戶體驗來講，差得太遠了。隨便讓它編一個專業點的程序，比如捕捉視頻手勢，中國哪個大模型能自己編出來？編不出來的。即便能夠編出來，準確率也差很多。我最近還讓一個國內大模型幫我去改一個 GUI 的啓動，其實就改個參數，這都沒做出來，但 Gemini 就做出來了。”

“ 所以在編程或其他專業領域，成本低根本構不成優勢。中國大模型的優勢不在模型的先進性，在於它能給小白做應用。”

儘管還保有技術優勢，歐洲和美國也都已經意識到過度保守的法規對 AI 發展和競爭可能帶來不利，目前正積極推動 AI 監管放鬆和簡化。比如歐委會提議修訂歐盟《人工智能法案》，對於開發高風險 AI 系統的公司，相關企業將享有一個寬限期（最長 16 個月），以逐步適應並符合監管要求。

黃崇遠表示，“ 這意味着全球的 AI 競爭一定會加速，事實上已經在加速了。”

王通表示，“ 其實美國更可能落實監管放鬆，但我覺得他們在應用層面還是卷不過中國。即使監管放鬆，用戶也可能投訴上來，這就不是監管的問題。像豆包手機的出現，估計歐美用戶會很震驚，‘ 這東西居然能出來，居然有人用，居然不違法 ’。”

“ 中國用戶在這方面是全球最活躍、最接受創新的，但同時也最 ‘ 隨意 ’，沒有太多品牌忠誠，更傾向於哪方便、哪便宜就用哪個。即使有人擔心隱私，也擋不住‘先用先享受’的心理。”

至此，可以看出，歐美擅長技術底層、標準化、基礎科研，從無到有打造原型，中國則在用戶規模、場景落地和快速迭代上極致化，把已有技術推向龐大市場並形成爆發性的應用，這種 “ 1 到 100 ” 的能力在硬件、移動互聯網、AI 應用等場景都體現得非常明顯。兩者優勢不同，路徑和節奏也完全不同。

豆包手機助手一石激起千層浪，或許很快會出現各大廠商齊頭並進 AI 智能終端的場面，且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