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堂吉訶德：愁容騎士的自白（西班牙導讀篇）（一）

保存至今的《堂吉訶德》第一版

我相信，其實有不少人是比較討厭《堂吉訶德》的，放眼世界名著，《堂吉訶德》的確是個異類，書中不過講了一個瘋老頭帶着傻鄰居去冒險的荒誕故事，行事如瘋癲之舉，與諸如《神曲》但丁的地獄求道，《浮士德》的小世界到大世界的求索，《哈姆雷特》的沉重複仇使命等宏大而有格調的情節脈絡相比，實在顯得“不入流”。

而論其文學性，現今而言或許也只能得到一個堪堪的通俗小說評價，難登大雅之堂。於是這本書在一衆名家，尤其浪漫派“羣氓”的吹捧下顯得“加魅”（即與祛魅相對）許多，不由得引起反感。

但與此同時，它在迄今爲止的所有世界名著裏都無疑是最璀璨的一顆星星，留下的曳光劃過夜空，此後在各類文學與哲學等作品中都佔據了極高的地位。它雖不如其他名著的形象偉岸，卻被許多作品提及，並常拿它來作某種特殊意象，或諷刺、抑或讚美。因此無論我們反感與否，都無法忽視其存在。

黑格爾在《精神現象學》的“理性”篇中用“理性的自我意識通過自己本身而實現”的三個小標題：快樂與必然性、本心的規律和自大狂、德行與世界進程。分別對應了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亞的哈姆雷特和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此處按下不表，將在德國篇與俄羅斯篇論述）。

而《堂吉訶德》之所以偉大，除了後世不斷賦予的新定義與新解讀，更離不開作者塞萬提斯本人極爲悲催的經歷，要理解那位荒誕騎士，我們需先從這位倒黴蛋說起，與他相比，小約翰講的劫匪拉姆都算極爲幸運的了。

塞萬提斯像(Juan de Jáuregui作)

1547年9月29日，西班牙帝國尚未日薄西山，一聲清亮的啼哭驟然在隨處可見的貧苦人家裏響起，儘管這個男嬰與聖米迦勒日同日而至，但他並沒有得到大天使的絲毫眷顧，反而在此後的人生裏充滿着各種不幸。

據腓力二世所遺存的裁決書中的記載，在塞萬提斯約莫21歲時，因其與人決鬥刺傷對方而將要面臨被斬去右手的刑法，於是開始了逃亡之旅。

1571年，西班牙與土耳其開戰，也許是爲將功抵過，也可能是出於愛國情懷，抑或者二者皆有之，他決定參軍。但不幸的是，他于勒班陀戰役中身中3彈，其中一彈導致左手殘疾，從此得到了“勒班陀的獨手人”的綽號。

爲此他曾自嘲道“想保住右手，結果失去了左手”，雖然在未來的戰爭報告書中有許多自己的美化，某種程度甚至可以被稱爲自己的“英雄主義創作”，但足以見得其拳拳的愛國之心與對這場戰役的自豪之情。

勒班陀海戰

“⋯⋯在這場海戰中，塞萬提斯發着高燒，狀態很差，連長和戰友告訴他：你的情況很糟糕，應該好好躺在帆船的房間裏。塞萬提斯指責道：你們說什麼呢，我沒有盡到我應盡的義務，與其當怕死鬼，倒寧願爲了上帝和國王而戰死⋯⋯他就這樣與戰友們一起，像連長所命令的那樣，在這場戰鬥中和土耳其人搏鬥着。戰鬥結束後，胡安將軍知曉了他在的英勇表現，給了他額外的四個金幣⋯⋯在這場戰役中，他的胸部手部兩處受傷，他的左手從此殘廢了。”

1575年，塞萬提斯憑着軍功得到統帥的舉薦信乘船歸鄉，卻被海盜俘虜，海盜發現了這封信，誤以爲他是什麼達官顯貴，於是開出天價贖金。五年來的囚禁期間，雖試過四次逃跑，卻無一成功，而他自己爲保護其他人而每次都獨攬全部責任（其中第三次失敗被罰的兩千棒打也以三千鞭打的形式落在了桑丘身上），最後通過各種求助與艱辛的顛簸，終於被家人用原來十分之一的贖金贖回。

1580年，待塞萬提斯歸鄉後，舉薦人已然離世，所有的功勳近乎成了廢紙，只換來了一個信使的小差事與一地雞毛，好在對北非文化習俗方面的知識非常熟悉，所以於次年被安排在了奧蘭祕密委員會。

這點在小說中借堂吉訶德之口，以“文武雙全奇論”自嘲了自己的欲從戎立業最後卻只能成爲文職的經歷。（此處的現實影射可見《堂吉訶德》上卷第38章，同時也是我讀的譯本中“失之東隅，收之桑‘丘’”的自嘲說法由來）

堂吉訶德與獅子搏鬥（古斯塔夫·多雷作）

沒過幾年，由於手頭拮据，又因其左手殘廢而無晉升機會，被迫離開軍隊。後來好不容易謀得皇家軍需官的職務，爲了表現能力或完成指標，甚至強徵教會財產，於是兩次被趕出教會。後向國王請求到別處供職，但未獲準，結果時隔一年被誣告爲帳目不清，身陷囹圄，不過好在僅被拘捕幾天就重獲自由，恢復原職。

1597年，他再度入獄，但這次卻是因1595年成功徵收稅款後存放銀行，準備去提交賬目之際，發現銀行竟破產了？禍不單行，王室會計在做賬時出錯，導致除去鉅額稅款外，還額外欠王室一大筆錢，因此他不但被捕還被要求爲欠款提供擔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辦事員在填寫時誤將這筆鉅額拖欠稅款寫成了擔保金額，無人能擔保如此鉅額的稅款，此後數年，他深陷稅務訴訟的泥潭，並於1602年再次身陷囹圄。（此處的現實影射可見《堂吉訶德》下卷第44，46，48，50章，對於桑丘而言，哪怕成爲盡善盡美的海島總督也只能被人玩弄，最後被莫須有的罪名逼走）

桑喬被接見爲島上的總督（古斯塔夫·多雷作）

此期間塞萬提斯一直在獄中創作，1605年《堂吉訶德》上卷問世，雖然迅速爆火，可謂大江南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但錢大多落入了出版商的口袋，本人只獲得了微薄的稿酬，他的生活依舊窘迫，仍在爲生計四處奔波，與此同時這部在當時“驚世駭俗”的通俗讀物受到當時以洛佩·德·維加爲首的文壇主流強烈攻訐。結果對於塞萬提斯而言就是既沒賺到錢，還要捱罵名。

同年六月，他看到一位受傷倒地的青年於是好心將其扶入家中，但青年傷重而亡，結果一家老小因此全被關進了監獄。雖不久獲釋，但名譽與健康已經很大程度受其影響。

十年後，有人冒名寫出了續集並大賣，他氣得牙癢癢，爲了駁斥並修正假續集中的錯誤和惡意，僅用一年時間，於1615年迅速完成並出版了《堂吉訶德》下卷（此處的現實影射可見《堂吉訶德》下卷的前言及第1，59，69章，他對盜版作家的態度並不是所謂的“羨妒”，而是因對方抹黑他晚節不保，玷辱了自己曾經在勒班陀戰役的榮耀）

次年，1616年4月23日，這位飽經苦難的愁容騎士塞萬提斯於馬德里病逝，享年69歲。

雖然由於曆法差異（西班牙公曆與英國儒略曆），但在名義上恰與另一位文學巨匠莎士比亞“同一天”逝世，後來世人爲紀念他們，將這一天定爲“世界讀書日”。

二百一十九年後，1835年，一座紀念碑爲他而起，堂吉訶德與侍從桑丘的雕像也矗立於馬德里廣場上。

位於西班牙馬德里，堂吉訶德及其侍從桑丘的雕像

19世紀浪漫主義時期，歌德、雪萊、雨果等人開始將堂吉訶德視爲一個悲劇英雄，一個爲了理想而與世界對抗的偉大形象，堂吉訶德第一次被賦予了理想主義的色彩。

進入20世紀，在文學現代主義和後現代主義發展後，文學評論界普遍達成共識：

《堂吉訶德》是西方文學史上第一部現代小說。

其實從賞析《堂吉訶德》的各種角度來說，它都是相當“失敗”的，其問題正如崔巖先生評朱生豪先生翻譯的莎士比亞戲劇中所提到的三點隔閡：語言，文體與年代。而作爲“通俗小說”，這些缺點自然也被放得更大了。

譬如說原著中作者玩其他騎士小說的梗，由於現在業已缺乏當時的語境，我們難以共情到，就好比同人二創但過了一千年再看一樣；而論文學性也不過如此，通篇看下來不過是瘋子的荒唐冒險，既缺乏詩性也缺乏形象的“高度”，徒留些許貧乏的趣味性罷了。

堂吉訶德因閱讀騎士書籍而發瘋（古斯塔夫·多雷作）

而堂吉訶德（桑丘）這些形象也不同傳統小說中出現的盡善盡美的人物，他們從一開始就是個丑角，但在這些丑角嘴裏卻時不時吐露出些發人深省的話，我們還沒來得及細細反芻，他們又做出了新的荒唐舉動，於是這些道理形成反差，貌似又成了種諷刺或者對讀者的玩弄——

看吶，當真理從公認被恥笑的瘋子嘴裏吐出，你們這些道貌岸然的人還會膽敢表露出任何的贊同嗎?就連神父都不敢在燒騎士小說時多嘴什麼呢！

“然而沒有隔閡的，是人心”
——《哈姆雷特》導讀，崔巖

《堂吉訶德》之所以偉大，既不完全由於塞萬提斯本人悲慘經歷的增色，也不是業已過時的笑料，作爲普通讀者更無需考量其歷史價值多少，不過在我們通讀完上下兩卷後，大部分人的情緒都將歸於一種曖昧的同情，既可能是出於諷刺，也可能是出於惋惜，最後對這個荒唐一生的瘋老頭竟在病褥上“清醒”死去而倍感唏噓。

堂吉訶德的死是必然的，但在這種夢之終焉下，看似清醒卻招致死亡的結局卻超越了傳統希臘式悲劇的藩籬，也爲後人提供了更多的解讀角度。

堂吉訶德之死（古斯塔夫·多雷作）

小說《洛麗塔》的作者納博科夫談起在1952年，於哈佛大學講授《堂吉訶德》時：“我高興地記得在紀念堂裏，面對六百位學生，我撕毀了《堂吉訶德》這本殘酷、粗俗的書，這使我的一些比較保守的同事感到喫驚和窘迫。”他似乎如此痛恨堂吉訶德，甚至還寫了300多頁的《堂吉訶德》講稿來批評這一形象的各種加魅解讀。

但是他真的是如此厭惡它嗎，若瞭解這位作家的生平，他其實自幼年起便與《堂吉訶德》結緣頗深，他從其中讀出的不是別的，正是那份悲愁與痛苦（其他所謂正常人、甚至冠冕堂皇之人對堂吉訶德與桑丘以玩樂爲名施加的暴行），他注意到其他人對堂吉訶德那種 “爲賦新詞強說愁”的殘忍，而這些在他眼裏都是種褻瀆。

他對堂吉訶德倍感同情，拒絕其他多餘且盲目誇大的解讀，着重於真實的苦難本身，於是他在自己的小說與詩歌裏用各種冒牌形象來“謀殺”堂吉訶德被加魅的部分。

堂吉訶德應當是位真實的、受苦的人，而非被浪漫派羣氓描繪得宛如聖徒般過於簡單、理想而又虛假的幻夢。（此處按下不表，將在中國篇論述）

他因同情而擁護，他因肯定而警惕，又因否定而諷刺。因爲不喜歡而棄之如履，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做，但毫無效用。而因爲不喜歡而做到如此全面且憤怒的論證，同時在這些迎合大衆解讀的浪漫派羣氓間火力全開，又試圖在小說與詩中把握某種永恆，這本身就很“堂吉訶德”。

納博科夫的短詩《燕子》，表現了時間與永恆

爲什麼會特地提到這個作家呢？在這裏我是想說的是，一些名著中形象的解讀自然是多面的，且值得以正反，甚至超越肯定與否定的角度去評價。

就像我本人其實非常討厭哈姆雷特這一形象，但並不影響在我心目中其偉大程度能與堂吉訶德，浮士德並稱。甚至可以說，我有多厭惡，他就有多偉大，二者並不相悖。

堂吉訶德代表了什麼？我想可以繼續引用崔巖先生評哈姆雷特的話來闡述：

“在此之前，古典悲劇的主人公，都是在命運的重壓之下苦苦掙扎的悲情人物——命運是無可避免的，主人公也是註定無法逃脫，但在對命運的抗爭中，體現着追求卓越的人性光輝。
然而在莎士比亞的舞臺上，人格戰勝了神格，性格決定了命運。“四大悲劇”的主人公，都是因爲自己性格中的弱點，才走到了最終可悲的一步。這很不完美，但是很真實，因爲這些弱點，在幾乎所有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哈姆萊特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人本身。
這很人文主義。”

由神性轉向人性，人物不再出於所謂的命運而行事，這是一個偉大的轉變，即便形象並不完美，甚至被刻意塑造得矛盾非常：他們能被各種誘惑驅使，或時而步入譫妄，如白癡般行事，他們會被靜滯所折磨，亦會因魯莽所受害。

他們不再單一地訴說那些直白淺顯、讓人不假思索信奉的真理，而是在各種掙扎與解離中引導你反觀生活、叩問生存本身的思考。讓這些形而上的、“人性的，太人性的”東西落地，這纔是人以爲人的本真。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這句話依舊曆久彌新。

讀一本書，解讀一種形象，應當是感其形式而非簡單的奉爲圭臬或嗤之以鼻，這些都是思維的怠惰與散漫的認知，且容易陷入二元對立的極端，簡化了作品原有的深度與形象的可讀性。符號化、標籤化與扁平化的結果最後只會讓人錯失深入學習的能力，這着實是件相當可惜，令人扼腕之事。

位於北京大學的塞萬提斯雕像

受限於篇幅，本文僅對《堂吉訶德》進行簡單的導讀介紹，而如上文這類充滿矛盾的各色解讀也將會在我接下來《論堂吉訶德》（德國篇，俄羅斯篇與中國篇）的系列文章中均有體現，望讀者切勿當作唯一解讀來評判，而是如拿來主義般取之己用便好，又如《堂吉訶德》上卷的前言：

“清閒的讀者，這部書是我頭腦的產兒，我當然指望它說不盡的美好、漂亮、聰明。可是按自然界的規律，物生其類，我也不能例外。世上一切不方便的事、一切煩心刺耳的聲音，都聚集在監牢裏；那裏誕生的孩子，免不了皮肉乾瘦，脾氣古怪，心思彆扭。我無才無學，我頭腦裏構想的故事，也正相彷彿。如果生活安閒，居處幽靜，面對清泉曠野，又值天氣晴和，心情舒泰，那麼，最艱於生育的文藝女神也會多產，而且生的孩子能使世人驚奇喜歡。有的爸爸溺愛不明，兒子又蠢又醜，他看來只覺韶秀聰明，津津向朋友們誇讚兒子的伶俐逗趣。我呢，雖然好像是《堂吉訶德》的爸爸，卻是個後爹。親愛的讀者，我不願隨從時下的風氣，像別人那樣，簡直含着眼淚，求你對我這個兒子大度包容，別揭他的短。你既不是親戚，又不是朋友；你有自己的靈魂；你也像頭等聰明人一樣有自由意志；你是在自己家裏，一切自主，好比帝王徵稅一樣；你也知道這句老話：“在自己的大衣掩蓋下，可以隨意殺死國王。”所以你不受任何約束，也不擔承任何義務。你對這個故事有什麼意見，不妨直說：說它不好，沒人會責怪；說它好，也不會得到酬謝。“
——《堂吉訶德》上卷前言，塞萬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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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堂吉訶德（德國篇）——狂飆突進之星

論堂吉訶德（俄羅斯篇）

論堂吉訶德（中國篇）

相關閱讀：
《納博科夫與堂吉訶德》，《外國文學評論》(京)2001年04期，劉佳林；
《精神現象學》札記(之二)，《雲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5期，鄧曉芒；
《堂吉訶德》之父：曾經的間諜不屈的一生，《保密工作》雜誌2019年第10期；
《塞萬提斯：與殘酷命運周旋的鬥牛士》，《文匯報》2017.04.19，陳曉黎；
維基百科，百度百科；
書籍類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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