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存至今的《堂吉诃德》第一版
我相信，其实有不少人是比较讨厌《堂吉诃德》的，放眼世界名著，《堂吉诃德》的确是个异类，书中不过讲了一个疯老头带着傻邻居去冒险的荒诞故事，行事如疯癫之举，与诸如《神曲》但丁的地狱求道，《浮士德》的小世界到大世界的求索，《哈姆雷特》的沉重复仇使命等宏大而有格调的情节脉络相比，实在显得“不入流”。
而论其文学性，现今而言或许也只能得到一个堪堪的通俗小说评价，难登大雅之堂。于是这本书在一众名家，尤其浪漫派“群氓”的吹捧下显得“加魅”（即与祛魅相对）许多，不由得引起反感。
但与此同时，它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世界名著里都无疑是最璀璨的一颗星星，留下的曳光划过夜空，此后在各类文学与哲学等作品中都占据了极高的地位。它虽不如其他名著的形象伟岸，却被许多作品提及，并常拿它来作某种特殊意象，或讽刺、抑或赞美。因此无论我们反感与否，都无法忽视其存在。
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的“理性”篇中用“理性的自我意识通过自己本身而实现”的三个小标题：快乐与必然性、本心的规律和自大狂、德行与世界进程。分别对应了歌德的浮士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此处按下不表，将在德国篇与俄罗斯篇论述）。
而《堂吉诃德》之所以伟大，除了后世不断赋予的新定义与新解读，更离不开作者塞万提斯本人极为悲催的经历，要理解那位荒诞骑士，我们需先从这位倒霉蛋说起，与他相比，小约翰讲的劫匪拉姆都算极为幸运的了。
塞万提斯像(Juan de Jáuregui作)
1547年9月29日，西班牙帝国尚未日薄西山，一声清亮的啼哭骤然在随处可见的贫苦人家里响起，尽管这个男婴与圣米迦勒日同日而至，但他并没有得到大天使的丝毫眷顾，反而在此后的人生里充满着各种不幸。
据腓力二世所遗存的裁决书中的记载，在塞万提斯约莫21岁时，因其与人决斗刺伤对方而将要面临被斩去右手的刑法，于是开始了逃亡之旅。
1571年，西班牙与土耳其开战，也许是为将功抵过，也可能是出于爱国情怀，抑或者二者皆有之，他决定参军。但不幸的是，他于勒班陀战役中身中3弹，其中一弹导致左手残疾，从此得到了“勒班陀的独手人”的绰号。
为此他曾自嘲道“想保住右手，结果失去了左手”，虽然在未来的战争报告书中有许多自己的美化，某种程度甚至可以被称为自己的“英雄主义创作”，但足以见得其拳拳的爱国之心与对这场战役的自豪之情。
勒班陀海战
“⋯⋯在这场海战中，塞万提斯发着高烧，状态很差，连长和战友告诉他：你的情况很糟糕，应该好好躺在帆船的房间里。塞万提斯指责道：你们说什么呢，我没有尽到我应尽的义务，与其当怕死鬼，倒宁愿为了上帝和国王而战死⋯⋯他就这样与战友们一起，像连长所命令的那样，在这场战斗中和土耳其人搏斗着。战斗结束后，胡安将军知晓了他在的英勇表现，给了他额外的四个金币⋯⋯在这场战役中，他的胸部手部两处受伤，他的左手从此残废了。”
1575年，塞万提斯凭着军功得到统帅的举荐信乘船归乡，却被海盗俘虏，海盗发现了这封信，误以为他是什么达官显贵，于是开出天价赎金。五年来的囚禁期间，虽试过四次逃跑，却无一成功，而他自己为保护其他人而每次都独揽全部责任（其中第三次失败被罚的两千棒打也以三千鞭打的形式落在了桑丘身上），最后通过各种求助与艰辛的颠簸，终于被家人用原来十分之一的赎金赎回。
1580年，待塞万提斯归乡后，举荐人已然离世，所有的功勋近乎成了废纸，只换来了一个信使的小差事与一地鸡毛，好在对北非文化习俗方面的知识非常熟悉，所以于次年被安排在了奥兰秘密委员会。
这点在小说中借堂吉诃德之口，以“文武双全奇论”自嘲了自己的欲从戎立业最后却只能成为文职的经历。（此处的现实影射可见《堂吉诃德》上卷第38章，同时也是我读的译本中“失之东隅，收之桑‘丘’”的自嘲说法由来）
堂吉诃德与狮子搏斗（古斯塔夫·多雷作）
没过几年，由于手头拮据，又因其左手残废而无晋升机会，被迫离开军队。后来好不容易谋得皇家军需官的职务，为了表现能力或完成指标，甚至强征教会财产，于是两次被赶出教会。后向国王请求到别处供职，但未获准，结果时隔一年被诬告为帐目不清，身陷囹圄，不过好在仅被拘捕几天就重获自由，恢复原职。
1597年，他再度入狱，但这次却是因1595年成功征收税款后存放银行，准备去提交账目之际，发现银行竟破产了？祸不单行，王室会计在做账时出错，导致除去巨额税款外，还额外欠王室一大笔钱，因此他不但被捕还被要求为欠款提供担保。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办事员在填写时误将这笔巨额拖欠税款写成了担保金额，无人能担保如此巨额的税款，此后数年，他深陷税务诉讼的泥潭，并于1602年再次身陷囹圄。（此处的现实影射可见《堂吉诃德》下卷第44，46，48，50章，对于桑丘而言，哪怕成为尽善尽美的海岛总督也只能被人玩弄，最后被莫须有的罪名逼走）
桑乔被接见为岛上的总督（古斯塔夫·多雷作）
此期间塞万提斯一直在狱中创作，1605年《堂吉诃德》上卷问世，虽然迅速爆火，可谓大江南北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钱大多落入了出版商的口袋，本人只获得了微薄的稿酬，他的生活依旧窘迫，仍在为生计四处奔波，与此同时这部在当时“惊世骇俗”的通俗读物受到当时以洛佩·德·维加为首的文坛主流强烈攻讦。结果对于塞万提斯而言就是既没赚到钱，还要挨骂名。
同年六月，他看到一位受伤倒地的青年于是好心将其扶入家中，但青年伤重而亡，结果一家老小因此全被关进了监狱。虽不久获释，但名誉与健康已经很大程度受其影响。
十年后，有人冒名写出了续集并大卖，他气得牙痒痒，为了驳斥并修正假续集中的错误和恶意，仅用一年时间，于1615年迅速完成并出版了《堂吉诃德》下卷（此处的现实影射可见《堂吉诃德》下卷的前言及第1，59，69章，他对盗版作家的态度并不是所谓的“羡妒”，而是因对方抹黑他晚节不保，玷辱了自己曾经在勒班陀战役的荣耀）
次年，1616年4月23日，这位饱经苦难的愁容骑士塞万提斯于马德里病逝，享年69岁。
虽然由于历法差异（西班牙公历与英国儒略历），但在名义上恰与另一位文学巨匠莎士比亚“同一天”逝世，后来世人为纪念他们，将这一天定为“世界读书日”。
二百一十九年后，1835年，一座纪念碑为他而起，堂吉诃德与侍从桑丘的雕像也矗立于马德里广场上。
位于西班牙马德里，堂吉诃德及其侍从桑丘的雕像
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歌德、雪莱、雨果等人开始将堂吉诃德视为一个悲剧英雄，一个为了理想而与世界对抗的伟大形象，堂吉诃德第一次被赋予了理想主义的色彩。
进入20世纪，在文学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发展后，文学评论界普遍达成共识：
《堂吉诃德》是西方文学史上第一部现代小说。
其实从赏析《堂吉诃德》的各种角度来说，它都是相当“失败”的，其问题正如崔岩先生评朱生豪先生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中所提到的三点隔阂：语言，文体与年代。而作为“通俗小说”，这些缺点自然也被放得更大了。
譬如说原著中作者玩其他骑士小说的梗，由于现在业已缺乏当时的语境，我们难以共情到，就好比同人二创但过了一千年再看一样；而论文学性也不过如此，通篇看下来不过是疯子的荒唐冒险，既缺乏诗性也缺乏形象的“高度”，徒留些许贫乏的趣味性罢了。
堂吉诃德因阅读骑士书籍而发疯（古斯塔夫·多雷作）
而堂吉诃德（桑丘）这些形象也不同传统小说中出现的尽善尽美的人物，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个丑角，但在这些丑角嘴里却时不时吐露出些发人深省的话，我们还没来得及细细反刍，他们又做出了新的荒唐举动，于是这些道理形成反差，貌似又成了种讽刺或者对读者的玩弄——
看呐，当真理从公认被耻笑的疯子嘴里吐出，你们这些道貌岸然的人还会胆敢表露出任何的赞同吗?就连神父都不敢在烧骑士小说时多嘴什么呢！
“然而没有隔阂的，是人心”
——《哈姆雷特》导读，崔岩
《堂吉诃德》之所以伟大，既不完全由于塞万提斯本人悲惨经历的增色，也不是业已过时的笑料，作为普通读者更无需考量其历史价值多少，不过在我们通读完上下两卷后，大部分人的情绪都将归于一种暧昧的同情，既可能是出于讽刺，也可能是出于惋惜，最后对这个荒唐一生的疯老头竟在病褥上“清醒”死去而倍感唏嘘。
堂吉诃德的死是必然的，但在这种梦之终焉下，看似清醒却招致死亡的结局却超越了传统希腊式悲剧的藩篱，也为后人提供了更多的解读角度。
堂吉诃德之死（古斯塔夫·多雷作）
小说《洛丽塔》的作者纳博科夫谈起在1952年，于哈佛大学讲授《堂吉诃德》时：“我高兴地记得在纪念堂里，面对六百位学生，我撕毁了《堂吉诃德》这本残酷、粗俗的书，这使我的一些比较保守的同事感到吃惊和窘迫。”他似乎如此痛恨堂吉诃德，甚至还写了300多页的《堂吉诃德》讲稿来批评这一形象的各种加魅解读。
但是他真的是如此厌恶它吗，若了解这位作家的生平，他其实自幼年起便与《堂吉诃德》结缘颇深，他从其中读出的不是别的，正是那份悲愁与痛苦（其他所谓正常人、甚至冠冕堂皇之人对堂吉诃德与桑丘以玩乐为名施加的暴行），他注意到其他人对堂吉诃德那种 “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残忍，而这些在他眼里都是种亵渎。
他对堂吉诃德倍感同情，拒绝其他多余且盲目夸大的解读，着重于真实的苦难本身，于是他在自己的小说与诗歌里用各种冒牌形象来“谋杀”堂吉诃德被加魅的部分。
堂吉诃德应当是位真实的、受苦的人，而非被浪漫派群氓描绘得宛如圣徒般过于简单、理想而又虚假的幻梦。（此处按下不表，将在中国篇论述）
他因同情而拥护，他因肯定而警惕，又因否定而讽刺。因为不喜欢而弃之如履，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做，但毫无效用。而因为不喜欢而做到如此全面且愤怒的论证，同时在这些迎合大众解读的浪漫派群氓间火力全开，又试图在小说与诗中把握某种永恒，这本身就很“堂吉诃德”。
纳博科夫的短诗《燕子》，表现了时间与永恒
为什么会特地提到这个作家呢？在这里我是想说的是，一些名著中形象的解读自然是多面的，且值得以正反，甚至超越肯定与否定的角度去评价。
就像我本人其实非常讨厌哈姆雷特这一形象，但并不影响在我心目中其伟大程度能与堂吉诃德，浮士德并称。甚至可以说，我有多厌恶，他就有多伟大，二者并不相悖。
堂吉诃德代表了什么？我想可以继续引用崔岩先生评哈姆雷特的话来阐述：
“在此之前，古典悲剧的主人公，都是在命运的重压之下苦苦挣扎的悲情人物——命运是无可避免的，主人公也是注定无法逃脱，但在对命运的抗争中，体现着追求卓越的人性光辉。
然而在莎士比亚的舞台上，人格战胜了神格，性格决定了命运。“四大悲剧”的主人公，都是因为自己性格中的弱点，才走到了最终可悲的一步。这很不完美，但是很真实，因为这些弱点，在几乎所有人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哈姆莱特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人本身。
这很人文主义。”
由神性转向人性，人物不再出于所谓的命运而行事，这是一个伟大的转变，即便形象并不完美，甚至被刻意塑造得矛盾非常：他们能被各种诱惑驱使，或时而步入谵妄，如白痴般行事，他们会被静滞所折磨，亦会因鲁莽所受害。
他们不再单一地诉说那些直白浅显、让人不假思索信奉的真理，而是在各种挣扎与解离中引导你反观生活、叩问生存本身的思考。让这些形而上的、“人性的，太人性的”东西落地，这才是人以为人的本真。
“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这句话依旧历久弥新。
读一本书，解读一种形象，应当是感其形式而非简单的奉为圭臬或嗤之以鼻，这些都是思维的怠惰与散漫的认知，且容易陷入二元对立的极端，简化了作品原有的深度与形象的可读性。符号化、标签化与扁平化的结果最后只会让人错失深入学习的能力，这着实是件相当可惜，令人扼腕之事。
位于北京大学的塞万提斯雕像
受限于篇幅，本文仅对《堂吉诃德》进行简单的导读介绍，而如上文这类充满矛盾的各色解读也将会在我接下来《论堂吉诃德》（德国篇，俄罗斯篇与中国篇）的系列文章中均有体现，望读者切勿当作唯一解读来评判，而是如拿来主义般取之己用便好，又如《堂吉诃德》上卷的前言：
“清闲的读者，这部书是我头脑的产儿，我当然指望它说不尽的美好、漂亮、聪明。可是按自然界的规律，物生其类，我也不能例外。世上一切不方便的事、一切烦心刺耳的声音，都聚集在监牢里；那里诞生的孩子，免不了皮肉干瘦，脾气古怪，心思别扭。我无才无学，我头脑里构想的故事，也正相仿佛。如果生活安闲，居处幽静，面对清泉旷野，又值天气晴和，心情舒泰，那么，最艰于生育的文艺女神也会多产，而且生的孩子能使世人惊奇喜欢。有的爸爸溺爱不明，儿子又蠢又丑，他看来只觉韶秀聪明，津津向朋友们夸赞儿子的伶俐逗趣。我呢，虽然好像是《堂吉诃德》的爸爸，却是个后爹。亲爱的读者，我不愿随从时下的风气，像别人那样，简直含着眼泪，求你对我这个儿子大度包容，别揭他的短。你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你有自己的灵魂；你也像头等聪明人一样有自由意志；你是在自己家里，一切自主，好比帝王征税一样；你也知道这句老话：“在自己的大衣掩盖下，可以随意杀死国王。”所以你不受任何约束，也不担承任何义务。你对这个故事有什么意见，不妨直说：说它不好，没人会责怪；说它好，也不会得到酬谢。“
——《堂吉诃德》上卷前言，塞万提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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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堂吉诃德（德国篇）——狂飙突进之星
论堂吉诃德（俄罗斯篇）
论堂吉诃德（中国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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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博科夫与堂吉诃德》，《外国文学评论》(京)2001年04期，刘佳林；
《精神现象学》札记(之二)，《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5期，邓晓芒；
《堂吉诃德》之父：曾经的间谍 不屈的一生，《保密工作》杂志2019年第10期；
《塞万提斯：与残酷命运周旋的斗牛士》， 《文汇报》2017.04.19，陈晓黎；
维基百科，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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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费尔南多·塞尔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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